联系电话:0467-5912358
电子邮箱:dfhjhk@sgdfh.com

您当前的位置:首页 -> 东方红历史
东方红历史

发生在东方红林区的抗联往事

森林记忆{修改稿}  感谢家乡和各地的朋友 对这篇史料的重视 多次提供佐证和补充资料 现将今天修改稿保存于此 争取本周末前能定稿 神舟再次谢谢各位  
                           ——神舟          
   
  东方红林区地处祖国东北边陲,它曾是虎林抗日救国军、抗联四军、五军、七军的大本营之一。远在日寇侵占我国东北之前的1930年,中国共产党满洲省委派崔石泉(崔庸健)来到这片大森林,发展建立中国共产党地方党组织,当年成立了中共饶河县委,1931年改为饶河中心县委,办公地点在今天的东方红局海音山经营所三人班,具体指导饶河、虎林、宝清、抚远四县的革命斗争。
2007年7月4日,黑龙江省民政厅下发黑民救字[2007]74号文件《关于下发〈黑龙江省补划革命老区村名单〉的通知》,海音山经营所被确定为全省森工唯一的革命老区。
 
战斗足迹
 
    今天,我们就从这茂密的大森林,走进血雨腥风的艰苦岁月,追溯到抗联时期,了解英烈们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不屈不挠斗争的英雄业绩。
    从1932年起,在我们这片深山老林里就开始了抗日活动。在十多年的抗日斗争中,抗联部队除主动出击外,更多的是粉碎日伪军的“大讨伐”,在小佳河、别拉坑、十八垧地、五林洞等地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
    自1934年开始,日本关东军、伪满军每年都对抗联军实行“大讨伐”。1934年11月,日本关东军1000多人深入独木河(老地名,现为东方红局的一个林场)进行了长达一个月的讨伐,8月,游击队在现在的新乐乡永平村杀敌200多人。1935年1月29日日本关东军从佳木斯调动大批部队“讨伐”饶河游击大队根据地暴马顶子。2月10日李学福率领80多名队员主动出击,夜袭伪军驻地,击毙伪军连长以下十余人,俘敌四十人,缴获枪支五十多支。5月李学福率领300多名队员,攻打了马鞍山伪军驻地,将23名伪军全部缴械。在返回密营途中,还缴获小佳河伪自卫团18支枪。
    1936年,日本军国主义为了扩大侵略战争,在这里实行“治安肃政计划”、强制推行“归屯并户”、“坚壁清野”、“匪民分离”政策。就在这一年,日本关东军在独木河讨伐一个半月。1937年春节前后,他们组织袭击抗联密营(密营实际就是地窨子,是用坑木堆起来的木刻楞房,大部分埋在地里,一小部分露在外面,房顶盖上土,渐渐长满杂草)。农历正月十六袭击现在的迎春镇迎门顶子密营,战斗一天一夜,打死日本兵80多人。
    1938年春天,抗联开始在秃顶子(现在的东方红局址西北)盖营房,还建有办公处和伙房。补充团密营建立了七军被服厂和补充团缝衣队。抗联第七军补充团有120多人,他们共有7台手摇缝纫机:海音山三人班2台、水耕地(今天的马鞍山)3台,秃顶子2台。1938年农历二月,日伪军800多人到迎门顶子(现在的迎春镇)讨伐,围攻抗联密营,从午后1点打到晚上,打死日军近30人,抗联军乘日军宿营之机转移。8月,日伪军700人进攻马鞍山密营,抗联部队与之激战一天转移。抗联七军三师在独木河深山密林的臭松顶子建立密营。
    1939年时,独木河有一百多户人家,从这一带到今天的大塔山施业区内,有多个小屯子。独木河防范森严,四周围墙很高,绕墙壕沟又宽又深,向树林深处修建了碉堡群和战壕。在不远处有一座日军军营,驻扎一个营的伪军,设1名日本教导官,还有一个二三十人的警察署,设1名日本指导官。整个村子仅开一个南向大门,昼夜设岗,隔断了抗联部队和老百姓的来往。到了冬天,这一带抗联部队经历的饥寒考验更为严峻,他们吃不到粮食,全靠山菜、木耳、蘑菇、橡子等野生植物充饥,由于长期吃不到盐,浑身浮肿,饿死冻死的战士远远超过在战场牺牲的数字。活下来的人也大多留下冻伤残疾。
    1939年农历正月十二到十六日,下了五天大雪,日军在秃顶子与抗联部队作战,日军被打死、冻死400多人。1938年春天,七军补充团一边打仗一边在虎林区委书记李一平的带领下,在密林中开荒种了一些玉米。到1939年春天,补充团已在秃顶子、马鞍山一带开垦出450多亩荒地,种了萝卜、土豆、白菜等。三师政治部主任鲍林带领20名战士,在独木河一带种地、捕鱼,筹备冬天给养。7月,日军再次进攻秃顶子,补充团缝衣队队长金玉万等几十人被俘,40多名妇女、老人、孩子被残忍杀害,库房及存放的棉布、棉花被烧毁。他们把虎林区委书记李一平夫人极其岳母、1名苏联被服厂妇女、6名朝鲜族被服厂女战士等绑下山,强暴摧残了李一平爱人。
    马鞍山东有一条小河,在河边搭起来的草棚子就是抗联马鞍山被服厂,由12名女同志和3名男同志组成。8月23日,关东军100多人及伪军18团至马鞍山讨伐,围攻李一平所带的队伍,10月中旬,李一平在阿布沁河口居民窝棚内养伤被敌包围,鬼子点着草窝棚,李一平向外冲时击毙12个日军,终因寡不敌众英勇牺牲。10月下旬,抗联40多人夜袭了杀害李一平的日军巡逻队,用炸药炸死20多名日军后,迅速撤回马鞍山营地。1939年3月,日军用大量兵力讨伐独木河、海音山、红胡子沟(现在的红旗沟)一带的抗日队伍。1939年冬,抗联七军补充团及五军三师九团在海音山三人班、五林洞岱王砬子一带建立密营。
    1939年6月初抗联七军三师师长景乐亭率130多人屯驻臭松顶子北,派一班去五林洞运粮,与日本讨伐队相遇,随将日军引进臭松顶子前开火,打死日军70多人。
    1939年9月26日,日本关东军少将日野武雄,乘汽船前往小佳河视察,被抗联得知,在28日返回时,过挠力河葛山西风咀子时,在抗联领导人崔石泉、姜克智指挥下,将日野武雄少将以下39人全部击毙,将汽船打沉,缴获机枪一挺,长枪二十七支,短枪十支,子弹四千多发,望远镜一架。这就是著名的西风咀子战斗。从1939年起,日伪军共调集10万兵力,东从乌苏里江、独木河,西至秃顶子、马鞍山、海音山,北至花砬子,向抗联全面进攻,破坏了全部密营基地,抗联战士身着单衣、忍着饥饿在完达山的风雪烟泡中与敌周旋,抗日斗争达到了空前残酷的阶段。在这样的形势下,抗联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命令虎林境内的抗联部队除留下少数同志坚持敌后斗争外,大部分分批突围,于1940年11月2日安全转移到苏联整训。
    1940年,抗联交通小队队长单立志护送赵尚志经现在的东方红施业区去苏联。他们手托罗盘,翻山涉水走沼泽,穿越敌人防线,架着漂流木从乌苏里江游到对岸。9月末赵尚志从苏联带回两个人,一是于保和,另一名是周保中的爱人王一知,他们两人都是报务员,带着一台发报机、一挺轻机枪、一千多发子弹和手榴弹。单立志乘木船过江,连夜赶到独木河山里,又经过几天艰险路程,找到了第二军总指挥部,完成护送赵尚志的任务。
    粉碎“四人帮”后,国家林业部离休干部、抗联战士赵淑珍回到阔别多年的阿布沁河畔,给我们讲述了一段发生在这里撕心裂肺的往事:
1938年春,抗联七军在东方红秃顶子山种了几十垧地,为部队筹集粮食和被服。1939年,由于叛徒出卖,战斗在深山老林里的七军补充团向马鞍山转移。12名被服厂女战士也一起随军转移。副团长李德胜的爱人许洪青在途中生下一个女婴。有一天夜晚,战士们发现不远处有敌人的火光,饥饿的孩子这时也哭了起来。李副团长对爱人说:为了保障200多名战士的生命安全,我们牺牲个孩子的生命算得了什么!两口子怕孩子都哭声祸及全团,悄悄将孩子包裹好,放入阿布沁河,眼看着孩子顺水飘走……
 
林海英魂
 
    1938年6月,抗联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将抗联五军三师带进东方红大森林,与七军并肩战斗。从1935年到1941年,抗联七军、五军与日本关东军和伪军进行多次战斗,比较著名的是:1935年8月,伪靖安军1000多人深入独木河讨伐,与抗联激战一天,击毙日、伪军200多人。1937年在大顶子山下击毙了饶河日本参事官大穗久雄;在挠力河西风嘴子伏击战中击毙伪满洲国军政府部要员日野武雄。1937年4月,奇袭了独木河小木营的运输队,抓获森林警察100多人和100多匹马,以及大米、白面等各种物资。1938年8月,虎林县委书记李一平与五军三师9团解救西岗劳工,将生活物资运往马鞍山。1938年农历2月,伪军到迎门顶子讨伐围攻抗联密营,被我军打死300多人。1939年农历正月12至16日,日军在秃顶子一带讨伐,被击毙和冻死400多人。
    张文偕是饶河反日游击大队队长,在壮大饶河反日游击队,开展密山、饶河地区的抗日斗争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在虎林、东方红、饶河、小佳河、小西山等地常打胜仗,当时伪军们在起誓赌咒时都说:“我若说谎,出门叫我碰上张文偕,枪子在脑门穿个眼”。1934年8月28日,张文偕率领游击队和山林队攻打海音山三人班。当天晚上,队伍分三路进攻,因为雨大天冷,没能按时在预定地点会合,队伍只好在离三人班4里多地的一个窝棚宿营。由于山林队行动不够隐蔽,被敌人发觉,到了半夜,四周突然响起激烈的枪声,大批敌人把游击队团团包围。队伍如不立即撤走,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张文偕当机立断,马上下令:“我在这用枪顶住,你们快撤!”他为保护这支在战火中壮大的抗日武装,把自己的安危丢在脑后。在阻击当中,敌人的子弹像密集的雨点射向张文偕。当队伍安全撤出敌人的包围圈时,张文偕壮烈牺牲,年仅27岁。
    他的牺牲激起广大指战员的悲愤,纷纷请战,要为张文偕报仇雪恨,崔石泉接受大家的要求,第二天攻占了三人班。同年8月,崔石泉和新任队长李学福攻打五林洞伪军据点,30多名敌人被打死17名,缴获30支步枪和大批军用物资。
    李学福是虎饶大地的抗日名将。1915年随母亲、哥哥从吉林迁居大佳河,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被选为饶河县反日总会负责人之一,1933年初,日本侵略者占领饶河,李学福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游击队里担任军需长,1934年张文偕在三人班战斗中牺牲后,党组织决定由李学福接任游击队大队长。1935年1月29日,日本侵略者从佳木斯等地调集兵力进犯饶河,李学福率领滑雪队诱敌深入,在今天的五林洞岱王砬子山峦中,以排子枪齐射,歼灭日军百余名。1935年9月,饶河反日游击大队正式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四团,李学福任团长,进行了整编和训练,继续在今天我局施业区内虎林、饶河、宝清等地独立活动。以后,第四团扩编为师,李学福先后担任副师长、师长。1938年1月,李学福任第七军军长和第七军党委执行委员会常委。1938年8月8日病逝,时年38岁。
    王汝起是一位智勇双全的抗联名将。他担任过东北抗联第五军第二师副师长、第七军第一师师长、第二路军第二支队队长。1940年3月中旬,抗联第二路军第二支队在支队长王汝起率领下队伍由虎林前往饶河,驻大带河金家店(今大岱林场路东蜂场附近)一带,获悉日伪饶河北边公司在小木营一带伐木,流送原木。3月20日组成有50余头牛马向山里运粮米猪肉等物资的运输队,并有警察护送。60余名战士,意欲截获敌粮米物资及弹药。3月20日夜,王汝起带领全体战士埋伏于金家店河北秃山头(今大岱检查站北面山头)附近。战斗从清晨打到傍晚,日伪军死伤惨重。就在战斗接近胜利的时候,王汝起不幸中弹,壮烈牺牲,时年35岁。王汝起牺牲后,饶河县抗日总会在今天的大岱林场安葬了他的遗体。
    1938年9月27日下午,抗联第七军代军长崔石泉和第一师副师长姜克智率部从老鹰沟到挠力河畔的西风嘴子设伏,28日10点左右,日军汽艇进入伏击圈。战斗结束,姜克智命令两个战士检查汽艇船舱,他们对姜克智高喊:“光有睡觉的,没有喘气的”。这场漂亮的伏击战击毙日军军政部要员日野武雄少将等39人,缴获机枪1挺、步枪27支、短枪10支、子弹4000多发,这就是著名的西风嘴子伏击战。同年10月,在伪满《大同报》头版,敌人对日野武雄之死哀叹说:“满洲国防将星陨落一个”。1938年末,姜克智在五顶山突围中被流弹击中头部,不幸牺牲,时年28岁。
    中共饶河中心县委委员、虎林区委书记李一平,就在如今的东方红林区一带改造收编山林队。1939年夏天,部队正在山里活动,发现了两个奄奄一息的关里人,一打听是从虎林修筑地下军火库逃出的劳工。这个消息让李一平十分震惊,它表明日本人正在边境上进行着一场阴谋活动。经过周密侦察后,决定攻打这个工地,结果大获成功。1939年秋季,李一平操劳过度病倒了,部队把他送到阿布沁河口一位老猎户的窝棚里养病,不幸被敌人发现。李一平把老猎户推出窝棚,在击毙12人后,终因寡不敌众英勇牺牲,年仅29岁。
    1938年1月,刘延仲率领七军三师与五军三师联合以宝清东部为中心开展游击活动,后来根据吉东省委和二路军总指挥部指示,在海音山三人班、五林洞岱王砬子等地建立密营,储备粮食,解决冬季给养困难。1939年1月23日,在岱王砬子与日伪军教导团二连遭遇,与敌顽强作战,击毙敌军40余人。战斗中刘延仲不幸牺牲,时年35岁。
    徐凤山1929年到饶河、虎林一带开展党的地下活动,1934年任饶河县委书记,1936年任虎林县委书记。同年11月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七军政治部主任。1938年6月,为中共抗联第七军特委委员。1938年10月被七军政治部主任郑鲁岩(后为叛徒)指使人杀害,牺牲在奇源林场的花砬子山。
抗联第七军代军长景乐亭经常在独木河、大塔山一带开展抗日活动,他的战斗足迹踏遍了饶河、虎林、富锦、同江、抚远等地区。不断打击敌人,屡立战功的景乐亭没有倒在敌人的子弹下,1940年3月26日在小木河被以“反革命阴谋罪”处死,时年37岁。半个世纪后的1993年平反昭雪,虎林人民政府在虎林烈士陵园内,用优质花岗岩为景乐亭烈士修建了纪念碑。
    在东北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中,无数的先烈把鲜血洒在这片大森林,把生命献给完达山,书写了生命的壮歌,让英魂长眠在家乡热土。他们的英名永垂不朽!
 
老兵书写林区抗联传奇{原创}
 
   去年11月份,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以东方红林区为背景的长篇小说《边城抗战记》。德高望重的东北抗日联军老战士、黑龙江省老区建设促进会副会长李敏欣然为这部新书作序。
 
  《边城抗战记》的作者孙申,1933年生于武汉,1949年7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曾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在部队荣获过二等功、三等功。1958年转业来到东方红林区,在林场工作了30余年。1993年离休后,潜心研究整理东北抗联史料,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完成了这部描写东方红局施业区内虎饶抗联故事的文学作品。
   孙申说:“我怀有军人情结、北大荒情结和文学情结”。他是亲历过战争的军人,至今还保存着一块在朝鲜战场旋落身边的弹片。特别是参加开发完达山后,艰苦卓绝、共赴国难的东北抗联精神和艰苦奋斗、创业奉献的北大荒精神,在群山密林里时时给他带来心灵的震撼。他所工作的青山林场,曾是抗联部队与日伪军鏖战之地,不远处的“三人班”就是虎饶抗日总指挥部所在地。在工作中,他就萌生着写作的冲动,立志用文字记录下发生在第二故乡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
   他从小就对文学有浓厚的兴趣,即便是在异常艰苦的环境里,他也没有丢掉这个爱好。为了更好地系统学习文学知识,在50岁的时候毅然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在步入花甲之年前夕,终于通过了全部考试科目。离休后,还参加了鲁迅文学院培训中心创作班学习。
   离休的老兵有了充裕的时间,就开始深入东方红山区的各个角落,辗转周边各地,广泛收集相关史料,采写发生在这里的一桩桩、一件件抗联史实。仔细研读附近县志、党史、《抗联第七军在东方红林业局施业区内的活动》等史料,整理书籍、报刊杂志中零散反映出来的林区抗联记载。他夜以继日、勤奋笔耕,提炼作品主题,构思作品结构,借鉴纪实文学手法,把抗联史实和真实人物、虚构人物融为一体,丰富作品情节。东方红林业局党委对他的创作给予支持,党委宣传部提供了丰富的文字和图片资料,并介绍虎林市委宣传部和虎林市文联给予帮助。经过孙申不懈的努力,一本讴歌林区抗联史诗般的长篇小说《边城抗战记》诞生了。
   翻阅作品,发生在东方红林区抗联第七军抗击日寇游击区的战斗故事,以大量史实为基础,生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许多真实的历史人物和血肉丰满的虚构人物,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东方红林区是二战战火最后熄灭的边缘,那段漫长的抗战历史,通过小说得以呈现,时刻惊醒后人。李敏称赞说:“《边城抗战记》是讲抗战故事、宣传弘扬抗战精神的一部文学新作”。
 
 
冬猎趣事{原创}
 
诱  捕
 
    诱捕的方法很多。像松鼠、紫貂一类,就不适合射击。狩猎队制作了一个个小木箱,贴地的地方留个口,上面是活动的挡板。把这类动物喜欢的食物或者咸盐放在箱里,挡板按上机关,动物进去触动机关,就被关在里面。
队员们在动物经过的地方埋上雪夹子,然后隐蔽在附近蹲坑。不一会儿,一只马鹿的后腿就被夹住了。惊慌失措的马鹿,想甩掉夹子,但越甩夹子越紧,不得已只好绻起身体用嘴去咬。就在它奋力挣脱的时候,队员们四面围拢过来,七手八脚地把它捆了个结实,往雪爬犁上一扔,轻轻松松地收工了。
    可能是受到铡刀的启发,狩猎队还发明了一种木桩铡。将一根较粗的两米许木头平放地上,两侧立起一排几十公分高的活木桩,夹住那根木头,木头上有几排尖朝外的大钉子,朝着地面方向。人们把木头的一端抬起,支在活木桩上。在下面放上冬青、咸鱼等,狍子见到美味就钻到木头下面,不留意碰倒木桩,带钉子的木铡砸在狍子身上,狍子无法脱身,只得束手就擒。
    最讲究的陷阱是翻板盖。在地上挖个四四方方的坑,深两米多。坑壁四周用木棍钉成墙壁,上面的井盖略比坑小,方形的井盖底下中间装有一根七八公分粗的木轴。动物踩到井盖的任何一端它都会翻转,把动物摔倒坑里。蹲坑人发现一只肥硕的马鹿或狍子落入陷阱,就会高喊附近的队友,或者朝天鸣枪。听到信号的队员从四面八方围过来,把像套马杆一样的绳套,套在猎物的脖子、肚子和腿上,站在坑的两侧一起用力,将惊魂未定的猎物拽上来,然后用布蒙上动物的眼睛,往耳朵里灌些小烧,猎物就迷糊了。就地捆绑后,装到马爬犁上拉回驻地。多的时候,一天能有六七只马鹿、狍子落入陷阱。
 
追  杀
    野猪都是成群活动的,猎捕野猪的场面紧张激烈。
    猎狗发现一群野猪,就会兴奋地叫个不停。野猪群在前面仓皇逃命,猎狗穷追不舍,队员们跟在猎狗后面。
这是一场速度与耐力的竞赛。眼看猎狗步步逼近,野猪不得不散开花奔跑,但雪太深,野猪体胖身重,猎狗却健步如飞。后面的队员用枪瞄准散花后跑在最外沿的小猪射击,看到有野猪倒下,猎狗的精神头就更足了。它们毫不畏惧地扑向野猪群,顿时,猪狗混战,乱作一团。待野猪个个筋疲力尽、气喘吁吁的时候,队员们端枪围拢上来,一枪一只,野猪哀嚎着倒在雪地。整个战场,把平坦如银的洁净雪面,弄得乱七八糟。
    猎狗们大功告成,有的骄傲而自豪地蹲在一边东张西望,有的喘着大气围着地上的野猪转,似乎在说:“跑啊,你不是能跑吗”?接下来可是队员们出力的时候了,他们要使出吃奶的劲儿,把一只只野猪拽到马爬犁前,抬上去,捆绑好。
太阳落山的时候,几只马爬犁满载而归。队员们的笑声,和着凛冽的北风,洒了一路。
 
 
出 击
    还是说说猎熊的故事吧。
    每到冬季,黑熊都要冬眠。这个时候,山林里静悄悄的,似乎除了风声,没有一点别的动静。
    突然,有四五只猎狗围着一棵大树打转转,冲着树干扑咬、吼叫。队员们仔细打量这棵树。树干两个人都合抱不过来,树高有七八米,顶端像被雷击断过,露个窟窿。人们断定,这是一棵空心树,里面一定住着冬眠的黑熊。
    队长立刻召集大家研究一个出击方案,要保证安全,还要捕杀树里的黑熊。他用手指敲击着树干,根据声音计算着熊在树洞里的位置。队员们伐来一棵很直的树干做独木梯,用短树做支架,把独木梯立在大树一侧。一名机敏的队员把绳索系在腰间,一步步爬上独木梯。其他队员隐蔽在周围树后,有的与猎狗并肩蹲着,有的倚着树干目不转睛,他们都举枪瞄准树洞。独木梯上的队员用斧子猛烈地敲击熊的位置,“咚咚咚”的声音震得山响。果然,不一会儿,树洞上露出了一只黑熊的脑袋,待它探头向下张望的时候,四处同时开枪,黑熊“咕咚”一声坠落在地上。猎狗立刻蜂拥而上,撕咬一阵后,人们上前把制服的黑熊捆绑起来。
    独木梯上的队员从腰间解开绳索,一端是绳圈,另一端绑在独木梯上。他把绳圈甩进树洞,慢慢地拽出一只小熊。他顺着独木梯下来,小熊就挂在独木梯上,旋转着摇坠在半空。猎狗们围着大树向它狂吠,人们拍打着它的身体,反复撞击树干。它愤怒地嚎叫着,越是嚎叫人们越逗它。因为熊在生气的时候,胆汁才越充足。
就这样,熊的一家成了猎手们的囊中之物。
    在开发完达山艰苦卓绝的岁月里,人们始终洋溢着一种乐观主义精神。他们不怕牺牲,甘于奉献,不仅与恶劣的生活条件抗争,而且还用智慧和野兽拼杀。人们不会忘记,也有很多在深山作业的林业工人,曾被熊瞎子舔过、被狼咬过,还有的与野兽遭遇后丧生林海。如今,那些流逝的日子,还在悄悄地激发着人们内心的敬仰和对往日时光的追忆。
 
春在林城
 
 一场春雨,于苍茫的天地间洋洋洒洒而来,又在季节的温情和婉约中溶于大地。冬,被锁进了尘封的岁月,蛰伏的土地,悄然铺展一场弥漫天涯的葱茏.....
     踩一地斑驳的春露,走进林城,昂首苍穹,白云飘逸,归雁成行。春来了,从嫩绿的枝头绽出一抹新绿开始,大地醉了,林城醉了,我亦醉了。于是,我用一颗云水禅心,挽一袖春风入怀,让心海春情荡漾,然后轻扬素手,展纸研墨,以恬静落笔,以绿色写意,用春光着色,把冷藏了一个冬季的诗歌,以最美的方式,播洒在林城的春天。
    携一份淡然和欣喜,漫步林城,凝思远望,视野中,一条条春色长街,在宽敞洁净的风景线上,纵横交错着岁月如歌的往事。长街两边春柳依依,云松挺立,青杨拔节,一片片新绿的叶子正将盎然春意写进林城岁月的书笺。
    沿街而行,路边延伸铺展的绿化带里,深埋的种子早已破土而出,迎接着阳光雨露的亲吻。园林女人,正用芳香盈袖的双手细细耕耘着林城春天的华章。她不经意的回眸,让我邂逅一张温暖的笑颜,那眸中的明媚,瞬间便唯美了一个春季。丁香的花蕾、黄榆的叶香、刺梅的花红、和着泥土的气息也在时光中流泻,缓缓释放着岁月静好的凝香......
    立于林城的春色里,我仰头静静的观云,低头淡淡的听风,我在座座楼宇矗立成的恢弘里驻足和回眸,我在一城生态绿意的葱笼里微笑和欢颜,我亦在围墙文化一字一画的感染和熏陶中品一种精神的盛宴!
    怀一份禅意,带一份闲情,漫步林城的东方广场,立于一片香柳的绿荫下,仰望春的葱茏,看一树一树的新绿撑起了树叶剪碎的阳光,我忍不住伸出手,折柳成笛,让自己吹奏的声声柳笛和着广场舞的乐声,在林城的土地上飘扬成岁月的歌。
    携一卷青词,漫步荷塘,赴一场饱含春露的心荷之约。静静的守一池凝香,为一季春荷轻吟浅唱,流年里,我以荷的心性存于红尘,此刻,我想以一朵花开的时间诉说一份爱恋,让一池春水为我埋下岁月的永恒,让自己做一个莲一样的女子,亘古地盛开于林城,留下荷韵悠长的芬芳.....
    挽一袭芳华,踏春而行,我用心灵的温婉,与林城相依,我用浓浓的相思,等一场倾城的花事。  
    静静的坐于植物园的一隅,于一朵花的芬芳里默默聆听花开的声音,任一颗尘心,穿越尘世的烟火,去期待一场地老天荒。好想,默默隐退凡尘,将一桩桩心事寄于花开花落的岁月,在清晨,携一缕淡然,去种花修篱,在黄昏,沏一杯香茗,与风月对饮,生于林城,有情,有诗,有花,有景,便可一生心怡。
    漫步林城,我拈一指清韵,折一支香柳,展纸挥洒,淡写诗语,将林城的春天一笔一划轻轻的临摹。只想,用我落墨含香的诗句,在这风轻云淡的婉约里,书一卷心语,咏一季花开!  
   沐花香而行,春雨点点滴滴,与我天籁般的心音一起,融合成潮湿的流韵。我于婉约的雨声里仰望天空,让滴答轻叩的雨珠行云流水般淌过心底,我把一颗尘心放牧于春的绿野,用一份欣喜为林城留下甜美的微笑。
    沐雨长街,我守一片春色,听一帘雨声,为一季春暖而静静的停留。我用纤柔的双手,掬一捧花香和烟雨,洒下一片浅香于林城,珍藏一段诗意融融的岁月。           
    漫步春色,我在雨润黄昏的长街上深情的回眸,一曲戴望舒的《雨巷》,伴着我踏春的足音,向远处悠长着、延伸着.....
    此刻,我好想,如江南女子一样,披一身素美的旗袍,撑一把油纸伞,穿越悠长静谧的街巷,赏一片春光如水,看一季春色倾城...... 
    盈握一缕春光,拾级而上,北山公园的山脚下,一片雨后的斜阳,与渐渐飘落的黄昏做着最后的凝眸。鸟语、雁声、虫鸣,恍如一阕阕唐宋清韵,越过时空,把袅袅琴音播洒在绿色的森林里。一片“陌上缓缓开”的野冰菱,沿着古老的诗经在丛林里绽放着,我用“采菊东篱”的温婉,轻捻缕缕花香,铺成一地浅浅的水墨,写下花香盈袖的心语。
    踩一地松软,漫步林间,感受一份笑傲风月、与自然共栖的情怀。凝思回眸,经年已远,林城的往事,却如陌上的花草香,温婉、斑斓着缤纷的流年。我又仿佛看到,岁月的经卷里深藏着的伐木笙歌,雁雀野花,鸟语斜阳,虎啸风云,完达旧事。这样丰美的林城,即使离开了,我的梦,也会留在这里。
    春夜微凉,月倾城,洒下一地温柔。我沐一弯水月,赏春夜苍茫,一种“林城明月醉春风”的呢喃也在心底冉冉升起。此时,我不经意的吟唱,与林城春夜对仗成温暖的诗句。今夜,岁月静好,我心悠然。林城,会永远记得,有一个女子,在这安静的春夜里,用沾满春露的诗句,轻轻歌唱,轻声喝彩。 
    吟一季无边春色,花开如梦,心香成瓣。我轻捻一缕温婉,踏春而行,只想,在林城的阡陌桑田里,一梦千年,任时光荏苒,任岁月如风,任风过无痕...... 
    走过林城,我已融入了一城风景,春色斑斓,我心无悔。
    春晖易逝,岁月不老,走过春陌,夏,正隔着千里红尘,一川烟雨的距离,悄悄漫延大地,我用一份淡而不化的相思,去等待下一个季节的来临,与林城,相约一场夏花盛开!
 
 
我和刘姨一家
   友情没有年龄和空间的限制。
   刘姨一家曾是我一墙之隔的好邻居。
   1985年我搬家到一栋平房,邻居就是刘姨一家。她家有一儿一女:儿子立军,女儿丽红。她的丈夫肖叔,是一个很体贴又幽默的男人。我们两家院子中间是没有栅栏相隔的。
   那时年轻,喜欢读书贪晚,早晨就睡懒觉。每天清晨,刘姨都敲着我门上的玻璃说一句:“阿帆,早饭放在窗台上了!”
   她退休前在商业局的饭馆上班,特别会做饭,也特别会生活。我当时在学校工作,在社会上是青年艺术爱好者协会的负责人之一,常把许多喜爱文学创作的青年介绍给立军。立军也尝试着写了一些东西,看到儿子的作品登在杂志上,刘姨高兴得眼泪都流了出来。丽红当时正在中学读书,她非常喜欢我书架上的普希金、拜伦、雪莱等,当时我很奇怪,一个中学生能对外国诗歌感兴趣,真是难得啊。就经常和她交流一些读诗的体会。肖叔就更不用说了,看到我家没有面板,他就给做了一个很漂亮、实用的送来;我家火炕冒烟,他就动手来拆修,还说:“阿帆是文化人,怎么会干这活?”有一次下大雨,屋里漏得厉害,我就用脸盆接水。第二天早晨我上班,出门时看到肖叔正在我家的房顶串瓦,真是特别感动。他开玩笑地说:“我怕你家的水流到我家来。”
   有一次,我出远门。正好赶上丽红期末复习。我就把钥匙给了她,在我家里没人打扰,很安静。回来后,发现我家多了一把新的茶壶。我拿着茶壶问刘姨:“丽红的茶壶还在这里。”她说:“很不好意思,丽红这孩子太毛糙,把你家的茶壶打碎了,这是我重新给你买的。”
北方冬天天黑的早。那天晚上九点多,刘姨敲门进来,对我说:“阿帆,我掂量了很久,今天跟你说件事。”
   她说,自己是一个日本战后孤儿,战争结束后,她被父母遗弃在哈尔滨。是中国养父、养母把她拉扯大。现在他们都相继去世了,虽然和养父养母家的哥哥姐姐处的很好,可还是想找到自己真正的亲人。日本政府已经答应了她寻亲的请求……从此以后,我就受她的委托,帮她写了很多相互联系、协商、证明等往来信件,最后经过到东京认亲,她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亲人。
   刘姨回来后,我们的感情更深厚了。有一次,肖叔喝多了,他对我说:“我早就知道她是日本人,她在大家的关心中长大,没有被歧视,所以总是带着一颗感恩的心对待周围人。她对自己的身世很痛苦,特别是在‘文革’期间,她的内心经历是和一般人不一样的。”
刘姨给我的最深印象就是善良。他们全家要去日本那天,她哭得很厉害。她对中国、养父母、邻居都有很深的感情。后来,她从日本给我写来信说,她和儿子、女儿都加入了日本国籍,只有肖叔没有加入。她和日本的返国孤儿处得很好,经常给他们讲在中国的生活故事。
2007年秋天,刘姨领着在日本的母亲、女儿丽红和丽红的一儿一女回来了。
   我们见面格外亲切。我说:“刘姨,你是我最远的好邻居。”她摇摇头说:“不,我们是最近的。因为我们有感情,远,是空间上的距离,并不会阻断思念。中国才是我真正的家。”已经快八十岁的人,竟然能说出诗一样的语言,我感动得热泪盈眶。她还连声说:“我的大半生都在中国度过,是中国人把我养育成人,我还要经常回来。”
   转眼已经八九年未见,可我始终忘不了心地善良、感恩中国的刘姨和她的一家。
 
 
英雄战胜北大荒(网友 神舟空间)
 
北大荒啊!真荒凉。黑油油的土啊!草茫茫。又有兔子又有狼,就是缺少大姑娘。 ” 这首民谣,唱出了千百年来这亘古荒原真实荒凉的景象。
    北大荒,人称其为“北”国高寒,“大”片沃野,“荒”无人烟。它原来是指东 北的原始荒原,后来仅指黑龙江的三江平原和松嫩平原。这里是世界上仅存的三大片黑土地之一。
     北大荒,其实早在两万年以前就有了人类祖先的活动。北大荒的开发垦殖,上可 溯到辽、金,直至秦汉时代,下可止民国的“五大火犁”(拖拉机)公司及日本帝国主 义“二十年内移民五百万人”的开拓团计划。但是,他们的足迹统统被历史的烟云和残酷的大自然无情地淹没在漠漠大荒之中……
    为了开发这片古老的荒原,从1947年起,我人民解放军先后抽调14万官兵,分八 批次进入荒原腹地,在这里建起了全国最大的国营农场群。其中最为著名的是1958年的“十万官兵开发北大荒”。
 
 “向地球开战”
 
    中南海。春风梳柳,绿水红墙。1958年 1月24日,党中央、中央军委发出《关于 动员十万转业官兵参加生产建设》的指示,要求全军转业官兵去开发北大荒,屯垦戍边。为此,人民解放军全军进行了总动员。顿时,全军上下热烈响应,人人表决心,积极交申请,坚决要求去开发北大荒。当时,解放军三总部复转官兵被选为首批奔赴北大荒的先头部队。中南海文工队本来仅有一个去北大荒的名额,但因姑娘、小伙子们都报了名,领导没办法,最后只好批准了20余人。她们是:吴凤君、李艾、蒋自重、胡昕、梁晓芳……
     毛泽东主席听说这些姑娘要离开中南海,去北大荒开荒生产,特地在春藕斋举办 了一个“告别舞会”。舞会上,毛泽东笑着问大家:“你们是自愿去的吗?” 姑娘小伙子们异口同声地回答:“是自愿去的。主席,我们是响应党的号召,去建设和保卫北大荒的。”毛泽东又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一个人年轻的时候吃点苦是好事。你们去北大荒肯定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无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要保持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毛泽东环顾一下周围的文工队员又说:“老头孤单了,老头也想你们哪。远走高飞喽!可要经常写信哪?”舞会上,毛泽东与每个要去北大荒的 姑娘们都跳了一会儿舞,并赠给了她们有自己签名的相片。不久,毛泽东又亲笔写信给小吴、小艾、小胡问候北大荒的同志们!
   3 月,早春的一天。北京车站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副总参谋长张爱萍、农垦部副部长张林池亲自到车站送行。车站,军乐齐奏,锣鼓喧天,中央军委机关的几千名复转官兵戴上光荣花,带着人民的嘱托,踏上北上的列车。
    3月,世界震动了,美联社连续发出报道,惊呼中国军队开发北大荒! 3 月,开发北大荒的热浪席卷全国。著名诗人郭沫若在《人民日报》发表诗篇《向地球开战》为离队北上奔赴北大荒的战友们壮行。
     黑龙江省的密山,是开发北大荒的大本营。这个不足千户的北疆小镇,一下子拥 来“十万官兵”。实际上全部人员总共是81500余人,外加随军家属、军内外“右派” 共约10万人。其中,连排干部6万人,营以上干部1.2万人。当时在密山,到处是军官,人们把这里叫做“尉官世界”。这里包括7个预备师、4个部队医院、两个兽医院,以及成建制转业的各种部队学校。还有来自解放军三总部、志愿军21军、空11师、南海舰队、哈军工、军医大学、高级步校、济南军区、坦克兵、军事通信学校、第二航空预校等复转官兵。仅以预备6师为例,就有排以上干部1576人,其中师、团级干部 50 人,营、连级干部544人,有老红军4人,抗日战争时期入伍的252人。
     这批转业官兵的政治素质好,党团员占 85%,有一大批荣立战功的英雄。最著名 的有荣立大功、一等功11次的“战斗英雄”李国富;有黄继光连的副指导员郝信友;有亲自指挥邱少云连攻占 391高地的营参谋长吴品庆;有在上甘岭战役中坚持坑道斗 争14昼夜的二等功臣左尚喜。
   这批转业官兵文化程度高,有的参军前就是清华、北大、复旦、同济、交大、南 开、武大、浙大、川大等全国著名院校的毕业生。还有一大批航空、海军、炮兵、坦克、防化、军事工程教官、文化教员、军队作家和文艺工作者,仅英、德、法、俄、西班牙、拉丁文翻译就有1000余人。
    古老、贫穷、荒凉千万年的北大荒,一下子就变成了人才的“宝库”。
    密山火车站官兵们如潮水般涌动。广东话、福建话、四川话、山东话、河北话混 在一起,辨不出个准确口音来。每天就有一万人在这里涌动,并由这里疏散到各地农场去。民房、学校、办公室住满了军人,路边也搭起军用帐篷。大街小巷,就连车站广场都站满了军人,密山饱和了。军委总部急令,在哈尔滨、佳木斯、汤原又增设了兵站,以缓解驻地、交通的拥挤。但是,全国各地的复转官兵仍然由空中、水上、陆地继续向这里集中。在这困难时刻,预备 6师千余名转业军官发出了,“高举垦荒大旗,树立战斗信念,把汽车让给兄弟部队,徒步开进荒原腹地的倡议”,立即得到了全体复转官兵的热烈响应。
    4 月1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农垦部长、进军北大荒的总指挥王震上将,从北京风尘仆仆来到了密山,在车站广场召开了万人大会。广场上红旗招展,人山人海。主席台上两边挂着王震将军写的一副对联:“密虎宝饶,千里沃野变良田;完达山下,英雄建国立家园。”
    王震将军用浓重的湖南口音对着话筒大声致欢迎辞。
     原来,从1947年春开始,我军就有 4万复转官兵在日本开拓团遗址,建起了全国 第一个国营农场--通北机械农场。随后,荣军农场、解放团农场、农建二师农场等也先后建立。3 年前,王震将军又向毛主席、中央军委打了《关于开发北大荒的报告 》,并且从1954年开始亲自率领铁道兵7个师、2万余人,先行挺进北大荒,建起了850 至8511等12个农场,到1958年,北大荒已有54个农场了。
    王震将军说:“在这没有人烟的地方,我们盖了房子开了荒,英雄的人民解放军 是能战胜艰难困苦的!……”
    他说:“你们都是当过排长连长、也有当过营长的,我也当过排、连、营长。同 志们在战场上打冲锋,排、连、营长是在部队前头呢,还是在后面呢?(大家回答:在 前面!)那么开垦北大荒呢?(答:也该在前面!)遇到艰苦困难怕不怕?(答:不怕!)苦战 3年行不行?(答:行!)说到困难,目前就有一个具体问题需要解决。来密山的转业军人很多,汽车运不过来。有的同志建议:不坐汽车,走路,走上3天4天,就到了自己的农场。早走早到,早到早生产。 我看这一建议很好,有革命干劲,大家同意不同 意?(回答:同意!)同意,明天早晨就出发!”会后预备6师和商丘步校的复转官兵,高 举着王震将军亲手授予的“迈开英雄步伐,走向生产前线”的大旗,离开密山,首先向远在乌苏里江边的858农场进发。
    随后,浙江军区训练团复转官兵立即响应,南海舰队、张家口军事通信学校响应,……,一群集体转业的女军官响应,要求与男同志并肩前进,不掉队,不叫苦,不坐车,节省汽油。此后有几百路男女复转官兵,以班、排、连编制迈开双脚,高唱战歌,浩浩荡荡,分头向荒原腹地进军。一路上,战友们互相帮助,互相鼓励,饿了吃口干粮,天黑了就架起篝火,几乎每个人脚上都打起了血泡,但谁也不肯掉队。一些随军家属也背着孩子,跟着部队在人烟稀少、虎狼成群的荒原上,走了 100多里,坚持到达了目的地。
     八一电影制片厂的战友们,也跟着先头部队,摄下了一组真实的历史镜头,这就 是后来上映的纪录片《英雄战胜北大荒》。
     一望无际的北大荒,从此播下了千万颗具有顽强生命力的红色种子。
 
 艰苦的起点
 
    1958年4月28日,预备6师和武汉军区机关的全体复转官兵,徒步到达指定地点。副师长肖天平被任命为858农场常委书记,总参谋部情报局副局长曾柯任命为场长。 接着,预备2师、6师一部进军到856农场。 预备3师、5师参加扩建851农场。预备4师进入完达山北麓的855农场。 
    预备1师、7师、信阳步校等单位复转官兵携带所有武器挺进萝北地区,摆兵布阵,先后建成了延军、军川、江滨、名山、青年等5个农场。接着在佳木斯成立了合江农垦局,由预备 7师师长黄家景为代理局长,由王震兼任局长。 到 5月中旬,来自全国各地的复转官兵已经基本安排就绪。牡丹江农垦局(密山) 接收6万余人,合江农垦局接收1.7万余人,西部农场接收4500余人,总计8.15万余人, 还有随军家属等2万余人。
   北大荒一下子超过预定接收人数的十几倍,口粮、住房、生活用品空前紧张。艰苦的生活开始了。北大荒的早春,乍暖还寒,冰凉透骨。新建的农场、生产队大都建在茫茫的荒原上,许多团、营、连长,把部队带到预定的地点后,学着王震将军的样子,把铁锹或树条往满目野兽印的雪地、草原上一插,大声地说,这就是我们的家。经过长途跋涉,十分劳累的战友们,不畏艰辛,立即行动起来,放下背包,动手砍树,割草,铲草坯,搭草棚。 几乎同时,北大荒的深处出现了千万间草棚。 这种草棚极为简陋。用草绳、树干绑几个人字架,搭上横梁,顶盖草,底垒坯, 就能挡风遮雨了。里面靠边铺上荒草,有条件的搭上木架,按照连、排、班顺序,每人50公分,背包一放,马上又投入紧张、繁重的春播生产。
    由于时间仓促,作工粗糙,大部分草棚雨天漏水,雪天透风,条件十分艰苦。有 个约15平方米的小草棚住进了26个人,而且还有 2名女同志。有个大的草棚,竟住了 250人。 一位当年的少尉飞行员回忆说:“当时夫妻一对一双地安排在一条通铺上。天很冷,但是得挂蚊帐,一个蚊帐里睡一对。还有讲究:这边男的挨着那边的男的,女的挨着女的,以免发生误会。单身男女也睡在另一条通铺上,按照年龄大小,男的从东往西排,女的从西往东排。我当时年纪最小,就挨着一个大姐睡。现在回想起来,单身男女挨在一起睡,实在可笑。当时,草棚透风,土墙挂霜,冻得我啥想法也没有……。” 
    那时,还流传着集体洞房的故事。有 4位年轻尉官都带来了未婚妻。为此,连里 赶紧给他们盖了一个大草棚。接着指导员谈话正式批准:婚礼在这儿举行。战友们把里面分成四个空间,中间挂绳挡布单。在大家欢闹着把新郎、新娘送入洞房时,一位结婚早带上孩子的“老人”突然严肃宣布了纪律:“第一,推选班长一人,大家睡觉、起床都要听班长口令,统一行动;第二,有话公开说,不准窃窃私语;第三,各人牢记各人的位置,夜里摸黑别找错地方。”逗得战友们哄堂大笑。
    北大荒,这个比好多国家总面积还大的土地,自然环境十分恶劣。漫天遍野的没人荒草、榛材、沼泽,到处是咬人的蚊虫、蚂蚁、熊、狼。漠漠大荒没有路,一不留意,人就迷失方向;一不小心,就会被野兽吃掉。有位战友就是为了踏荒,在风雪中失踪。有位大个子尉官,因草棚太小,睡觉时,脚伸在草棚外,被黑熊狠狠咬了一口。
    还有一位跟随陈毅元帅转战多年的指导员叫何明华,为了掩护女工,拿起钢叉与黑熊搏斗,被黑熊打碎了脑袋,壮烈牺牲。夜里,成群的野狼围着草棚嚎叫,有时黑熊竟围着草棚拍打,嗷嗷地叫个不停。 特别是新建在水草丰盛地方的草棚,蚊子、小咬、瞎蠓黑压压一片,战友们脸上、手上经常被叮得疙瘩成片,疼痒难忍。加上草棚潮湿拥挤,许多战友都得了风湿病和痔疮。由于新建点大都地处边远,有的远在几百里之外的边境线上,道路不通,战友们 只好徒步背口粮、油料和种子。
   济南军区后勤部300余人分到853农场一个新建点,无任何交通工具,大家就把裤腿用绳一扎,装上粮食和盐,每人负重20多公斤涉水过河,来回70多公里地。 青岛海军基地和海军速成学校复转官兵的新建点,为了争农时,抢运种子,每人背种子70公斤,几十里地,短短几天,就运种13万斤。 
   像雁窝岛那样的新建点,四周环水,实在没办法就吃没加工的玉米、小麦,用盐水煮黄豆,最后连盐都没了,就用清水煮野菜,拾野鸟蛋吃。繁重的体力劳动和几个月吃不上青菜,战友们又整天在泥水中苦干,绝大多数复转官兵手脚脱皮、红肿、嘴唇干裂,并不同程度地患有浮肿病和营养不良症。日常生活用品就更不用说,火柴、肥皂、灯烛、卫生纸都十分珍贵。这对于刚刚从全国各大城市来的住楼房、睡钢丝床、吃大米白面的官兵来说,困难是难以想象的,可战友们仍乐观地说:“ 我们伙食以萝卜条为基础,以咸盐和黄豆为骨干,团结改造粉条。” 
   854 农场一分场的复转官兵还用刺刀在草棚大门上刻下自己的誓言:“开发北大荒, 为祖国建粮仓,永远留边疆……” “洒尽热汗融春雪,誓将碧血化宏图。”10万复转官兵不畏艰苦,顽强拼搏,按照王震将军“边开荒、边生产、边建设、边积累、边扩大”的五边方针,抓住农时,用大盖帽、上衣、裤子装上种子,撒播小麦,还把树杆削尖,在新翻的垄上捅眼点播大豆,战友们边点还边学着老乡的样子说:“春天捅一棍,秋天吃一顿。”这一年,仅852农场就这样人工点播了2.7万亩大豆,而全垦区也抢种了百余万亩 大豆,秋后收获了5.69亿公斤粮豆,总产量和上交商品粮是上年的两倍。
 
 会战北大荒
 
     “一颗红心交给党,英雄解甲重上战场。” 1958年5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远征北大荒的河南洛阳步校少尉军官徐先国 答谢郭老的诗《永不放下枪》。诗中豪迈地写道:“用拿枪的手抡起锄头/ 强迫土地 交出食粮/让血染的军装/受到机油和泥土的奖赏/让子弹穿透的疤伤/在黑土地泛红发光/一颗红心交给党/英雄解甲永不放下枪。”
    5 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王震将军给徐先国的一封信,信中写道:“读了你的 诗……我深深地感动了,你唱出了我的心声……”。
    为了开发北大荒,老将军的胃刚切除三分之二,就拖着病体,亲自率领十几个师 的师、团长,几十次踏查荒原。他跟战友们一起风餐露宿,趴冰卧雪,北大荒上有许多新建点,都是老将军拄着棍子定下来的。
     一次,老将军在夜宿荒原时笑着说:“蓝天当被,大地当床,月亮当灯,蚊子还为我歌唱伴奏,我们倒是乐在其中哩! ”他还与战友们一起唱起了《南泥湾》。时至今天,北大荒仍然流传着“将军岭”、“背兵过河”、“司令员烧荒”、“部长教我扶犁”、“为夏大脚买鞋”、“创建八一农大”、 “办迎春机械厂”等许许多多动人的故事。当然,这里流传最广的要属将军指挥的“治水、筑路、伐木”三大战役。
    北大荒的三江平原,地势低洼,沼泽遍地,一到雨季,满眼一片汪洋。许多生产队转眼之间就变成了“水上孤岛”。为抗涝治水,确保丰收,十万复转官兵抓住农闲时机,大搞治水会战。20余个水库先后开工,其中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要属“云山 会战”。
    850农场有100多万亩良田,年年遭受七虎林河水害。为此,牡丹江农垦局调集60 00余人在河上游修建云山水库,其中有4000余人,是刚刚从密山下车,直接进入工地 的复转官兵。他们分别来自空军司令部、北京警备师、志愿军一军、高炮学校、海军基地、坦克兵…… 
    5月1日云山水库正式开工,由王震将军亲自挑土奠基,开车压实。 因为当时工程机械少,全工地仅有10辆汽车、7台推土机、2台铲运斗车,大坝几 乎全是由人工取土修筑的。几千名复转官兵不怕困难,住草棚,吃苞米面和大馇子、咸菜,在生活条件很差情况下,他们凭着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毅力争红旗、抢进度、夺先进,艰苦奋战。 
    工地上,红旗猎猎,喇叭声声。倡议、挑战、表扬、鼓励,几千将士,抬筐填土,上下川流,干劲冲天,热浪扑面。 有位参加治水会战的著名突击手--广州部队姓黄的少尉说:“每天至少要干14 小时的重活。(我)一连56天没有洗脸没有脱鞋,连续的苦战夜战……
    可以说度过每一 天都是对自己毅力的严峻考验,有时自己真的感到坚持不了啦,但是,仍咬着牙,东歪西倒地扑到工地上去。我下决心,爬也要爬到工地! 死也要死在工地。到了工地,我咬牙挺身,抡锹刨土,抬筐挑土……专干重活,显示出自己改造思想的决心和信心。
    56天后,我的脚底板和鞋子分不开了,它们粘在一起,发木,没有知觉……只好靠外科手术把脚底皮割开,十个脚趾头有七个都冻黑了。我擦点油,包上纱布,忍着钻心的疼痛又上工地去了,我每天的工效是全大队几百人中最高的。”这些话确实充分地再现了当时会战官兵的劳动干劲,也集中地表达了官兵们对党和人民的赤诚之心。 
   云山水库,原定二年完成,结果只用了 6个月。全部工程共挖土方74万立方米, 其中用土筐就抬了63万立方米,这是一座用战友们咸苦的汗水和钢铁般的毅力浇铸成的大坝。 路是北大荒的命脉。荒原上没有路,机械、油料、种子没法运,生产上不去,人 也难生存。所以,大规模生产开始之前,战友们首要的任务是修荒路、筑山路、建铁路。 
    “打通密虎线”是当时北大荒筑路会战中最典型的一仗。 伪满时期,日本关东军曾在虎林屯重兵,并在密山与虎林之间修筑了铁路。“八 ·一五光复”后,铁轨被苏军拆了,桥梁被苏军炸了,十几年的风风雨雨把路基也冲毁了。
    为担负起在密山、虎林、宝清、饶河四个地区创建军垦农场的重任,1957年,王震将军作出“打通密虎线,向荒原腹地修铁路”的决定。当年秋,由铁道兵转业官兵首先破土动工。
    1958年,数千名复转官兵放下行李,直接开进铁路工地。铁路沿线, 千军万马,开采石砟,制做枕木,修筑路基,抢运铁轨。战友们冒着风雪严寒,蚊虫叮咬,打桩架桥,艰苦作业,不到一年,“密虎”全线通车。
    由毛主席身边来的中南海文工队员,苏州姑娘梁晓芳当上密虎线的列车长。接着,筑路大军马不停蹄,挥师北进。一年就在草原沼泽上又打通了“虎迎”(春)线。后又经过艰苦努力,完成土方 90多万立方米,石方30多万立方米,修建百座桥梁,铺设了7万根枕木,7万多米钢轨,终于修通了密山--东方红铁路,全长195公里。 有位参加会战的总后勤部姓胡的中尉女军医说:“当时,转业官兵劳动强度很大……送来的病号真不少,而且都是重病号。
    记得有一天,内科病房送来一个女病号,长得满漂亮,20出头,说话甜甜的。送她入院的是一位年轻的转业军官,心肠特好。 俩口子都是修筑密虎铁路线的,女的是砸石工人,连续苦战,加上吃住条件很差,她突然发现眼睛看不见东西了。每当她举起砸石的铁锤,一砸就砸在自己的手背上。我看她那红肿、血渍斑斑的手背,忍不住落下泪来。经过身体检查,原来是眼底出血、高血压,严重的肾炎。这种病在大城市医院,满可以对症下药,经过治疗,康复出院的。可是,在当时的北大荒。难啊……”
   “一天天过去了,药物始终跟不上去。这位砸石女工的病情逐渐加重。原来漂亮白净的脸蛋开始浮肿、变青,渐渐地脱相了。她还是甜声甜气地安慰丈夫不要着急,她会好起来的,待修通铁路,还要同丈夫坐火车回家乡探望父母哩……我走出病房,这位少尉就尾随着我,一个劲地央求我治好他妻子的病……不久,年轻的媳妇去世了,这位少尉就像大孩子似地嚎啕大哭,守护着妻子的遗体,一边哭一边捶打自己的胸脯,从病房一直送到停尸间……医护人员见了,都伤心地落泪。安葬时,这位转业军官摘下了手上的‘奥米茄’手表,让它随心爱的妻子下葬了……”这位女军医年过花甲的北大荒老大娘,每当谈起当年的会战,每当谈到当初 苦日子里的战友们,眼睛就湿润了。 
    北大荒的第三战役——伐木会战,是在1958年秋季打响的。当时的口号是:“进军完达山,拿下20万方,保证首都十大建筑,支援大连造船厂建设,向祖国献厚礼。” 王震将军为此专门指示有关领导,组织精兵强将,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
    很快由 3000余名复转官兵组成的大队人马,分南北两路挺进林区。南路采伐锅盔顶子,北路采伐大叶沟。战友们脱下衣服,抡斧拉锯,挥汗大干,把一棵棵千百年、几个人合围粗的红松顺山放倒,还有专门为人民大会堂作地板用的黄菠萝、水曲柳和核桃楸。有的采伐点人均伐木13.5立方米,使专业伐木工人都伸出了大拇指。
    山上伙食差,战友 们就用土筐到小沟里去捞小鱼,用树上的猴头蘑包饺子。没有水就用大锯把桦树划一道口,用草杆吸桦树汁解渴。寒冬腊月,战友们冒着零下30多度的严寒,抡大斧、拉大锯,用山泉浇成冰道,把木材送下山去。这一年,牡丹江、合江两个农垦局共伐木20万立方米,为国家创造了1000多万元的财富,有力地支援了国家建设。 
    在十万官兵和农场广大职工的努力下,北大荒的国营农场得到了迅速发展。1959 年粮豆总产量达10亿多斤,比1957年增长了142%;生产总值达两亿多元,由原来经营 性亏损4543.83万元,转为盈利546万元。
 
 北大荒人
 
   十万复转官兵开发北大荒不久,解放军总部就派出了庞大的慰问团前往慰问。当 他们身着威武军装,来到北大荒时,看见军衣褴褛,但斗志昂扬的十万战友们的艰苦处境和拼死苦干的场景,都感到十分震惊。
    他们在汇报材料上写道:“八五二、六分场三队种水稻,每人平均一垧地。田间泥泞过膝,机车下不去,马牛又不行,转业军官用20-24人拉犁,稻田里有草,每犁下去就有一千公斤重。田 里有水,晨结薄冰,大多数人又没有雨鞋,就穿一般鞋袜在冰水里拉犁。这样,在泥水里苦干月余才完成任务。” 
   “八五三、四分场一队有一残废军人,一只手残废,他用另一只手干活……已经 住院的40多个病号,自动报名参加苦战……一名转业军官肚子痛得在地上打滚,让他 休息,也不休息,不能站着干,就坐着干……还有一名转业军官有肺病,咳血,仍坚持劳动,有一次咳血晕倒在地里,当被大家叫醒后,仍不肯回去……”以上种种事实,就是十几万复转官兵创立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顾全大局、勇于开拓、无私奉献”的北大荒精神的形象写照。
   “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这是北大荒十几万复转官兵的钢铁誓言,字字掷地有声。 
    记得王震将军曾动情地对他的老部下、二等乙级残废军人、为踏荒冻掉九个脚趾 甲、“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铁道兵三师师长黄振荣说:“别忘了在三五九旅南泥湾大生产,你我就注定了为中国农垦事业去奋斗、去献身,我将来死了,也不埋在北京,我要埋在八五四的迎春镇……” 
   如今,北大荒兴凯湖岸边那高矗着的王震纪念碑下,安葬着将军的部分骨灰,同 他的千百名长眠地下的战友们一样,实现了36年前庄严的承诺。 而更多更多的复转官兵仍战斗、生活在北大荒,有的条件还相当艰苦……漠漠大荒,“藏龙卧虎”。
    也许在荒路上,迎面走来的老大娘就是当年中南海里翩翩起舞的女兵;也许那位赶牛的老头,就是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全国战斗英雄。
    曾有这样的记载: 1959年,由苏联援建的 156项重点工程上马,富拉尔基重型机械厂上马,大庆油 田上马,纷纷向北大荒这个“干部宝库”求援,北大荒人胸怀全国一盘棋,有求必应。在597等农场抽调了近万人,由预备4师副师长华兴率队,组成全套班子前去支援。 
    黑龙江省委提出要一批县、地级主要领导干部和文化宣传人才,北大荒人择优选 送。 甘肃、内蒙几个大工厂、矿山新建,又分别组织成套干部调去支援。吉林省财贸战线人才不足,林业部要扩建林场,铁道部要建新线管理干部……全国各地四方八方求援,都得到北大荒人的满意答复。
   特别在三年自然灾害时,北大荒人宁可把自己口粮减到每月7.25公斤,家属5.5公斤,吃豆秸、树皮、黑土… …也要调出大批粮食支援全国。北大荒人以无私坦荡著称于世,它容纳了当年全国、全军的数千名“右派”分子。
    王震将军对他们说:“我不怕,都给我。”“只要参加开发北大荒的都是我的同志。”“同志们!我欢迎你们!” 著名文学家、作家丁玲,著名导演编剧陈明夫妇,著名诗人艾青,著名文学家、杂文家聂绀弩,著名剧作家吴祖光,著名电影演员李景波,著名画家丁聪,著名书法家杨角夫妇,总政文化部长少将陈沂等等,都随着十万复转官兵的脚步来到了北大荒。
     北大荒人理解他们,保护他们,王震将军把一个个“右派村”改为“向左村”。丁玲的长篇小说《风雪人间》、《杜晚香》,聂绀弩的《北荒草》、《北大荒歌》,艾青的诗,丁聪的画和50年代创作的长篇小说《雁飞塞北》、《大甸风云》,电 影《北大荒人》、《老兵新传》以及七集部短篇小说,三部报告文学,十部散文、儿童文学著作等等,都饱含着作者们对北大荒无限热爱的情怀和执著深沉的讴歌。丁玲说:“我留恋北大荒的土地,我留恋着北大荒的战友,留恋着北大荒的豪迈的事业……” 正如国家副主席董必武视察北大荒时即兴赋诗所说:“斩棘披荆忆老兵,大荒已变大粮囤。虽然经验有得失,得失如何要细论。”
   如今,北大荒已变成了北大仓,成为良田连片、林带交织、公路成网、城镇棋布的全国最大的农业商品粮生产基地。它开垦荒地4000万亩(划出一部分),累计上交粮豆180亿公斤,拥有大型国营机械化农牧场103个,耕地3000万亩,总人口 163万,职 工70万,田间机械化程度达90%以上,属全国最高。每年上交商品粮超过全国垦区系统一半,大豆出口量名列全国前茅。
    现在,北大荒人正为建设国家百亿斤商品粮基地而努力着…… 
    历史,将永远不会忘忆那些为开发北大荒而奋斗、而献身的十几万复转官兵们!  
 
 
大森林的记忆——东北抗联故事
 
   电视专题片《大森林的记忆》分上下两集。上集《战斗足迹》反映了作为东北抗联的重要组成部分,战斗在东方红林区的抗联五军、七军在艰苦卓绝的岁月里,克服重重困难,奋战林海雪原,坚持与日伪进行不屈不挠英勇战斗的烽火历程。下集《林海英魂》讲述了张文偕、李学福、王汝起、崔石泉、姜克智、李一平、徐凤山、景乐亭等牺牲在我局施业区内的抗联勇士的英雄事迹。
 
 
难忘的东方红
 
我和老公(张哲洙),于1967年7月中央民族大学汉语语言文学系毕业,当年按照上级要求,继续留校参加“复课闹革命”,耽误一年,1968年8月才离开学校,同年10月初我们到东方红林业局报到。人事科同志见我们是朝鲜族,奇怪地问:“我们这里也没有朝鲜族学校,你们怎么到这里来了?”我们本来就不是情愿的,听了这话心里觉得很不是滋味。动乱的年代,不合理的分配,造就了我们这代人如此悲惨、如此尴尬的境遇。林业局从全国各地分来了60多名大中专毕业生,除了林业大、中专毕业生以外,都不太受欢迎。反正已经报到了,既来之则安之,我们倒也没什么太多的抱怨。
    局里把我们分配到青山林场。坐森铁小火车到林场去的路上,遇到两次森林火灾,火车停下来了,车上的人都下去打火。前面着火,森鉄小火车就往前开;后面着火,小火车就倒着开。当我们赶到青山林场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到食堂买了二两苞米大碴子饭(扒了皮的苞米粒儿也有手指节大小),两个人吃都没吃完。晚上各自住在没有灯、四面透风的用凉席搭成的工棚里。
 
  在连队劳动
 
    第二天,我被分配到四连(炮守营),离林场8里地,老公分配到一连(147小工队),离林场30多里地,开始接受再教育(劳动锻炼)。
我到四连,连里发给我镰刀头,叫我自己找个把,安上以后自己留着用。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安,最后还是一起干活的老工人金师傅帮了忙,给我安上的。开始,每天都要起个大早,拿个长木棍,进行民兵刺杀训练。这个倒不难,毕竟在学校时练过,也算轻车熟路,只是喊了两声“杀-咳、杀-咳”后,我感觉异样,大家都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训练的时候,数我的声音大而且还最长,其他人只是在嗓子眼里喊“杀、杀”两声,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弄得我非常尴尬,我也就很自然地省点力气,跟着他们一样小声地喊两声,以应付了事。因我是贫农家庭出身,能参加基干民兵,没什么思想负担;其他家庭成分不好的,只能参加普通民兵,到了晚上,还得站在前面,认真汇报一天的思想、劳动情况。
    10月的天已经很干燥,草木极易着火,着起火来,火势挺大。火光就是命令,不管什么时候,一听吹哨,赶快集合拿着大扫把和大树枝去打火,拿镰刀割草,拿铁锹挖坑打防火道。有时,一天去好几次打火,经常累得筋疲力尽。
    冬天来了,北大荒天气变冷,下厚厚的雪,是林区的黄金季节。早晨,头戴狗皮帽子,穿着棉衣、棉鞋,扎着绑腿,戴大棉手套,用围巾捂着嘴,只露着眼睛,拿着镰刀,跟工人们翻山越岭,每天踏着膝盖深的雪路走三个多小时,到目的地,头上已经哈气成霜。女工们主要是打枝、清林,拉树枝,扛小木头。中午围着火堆简单吃点带去的饭。天冷,真是“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凉。”下午又接着干同样的活。收工回来的时候,抄近路,从山顶顺着积雪的峡谷跳下来,连滚带爬,虽危险,但近多了。
    每天在伐木工的号子(顺山倒—安全,横山倒—安全)声中劳动。女工们都能吃能干,我一顿只吃一两口饭,山也爬不动,活也干不动。晚上,几十名女工挤在有两大长铺的一间屋里睡觉,很不习惯。每隔几天轮到值班挑水、打扫卫生的时候,更是艰难困苦。三、四十米深的水井,周围全是冰,挂大桶好不容易打上水后,用扁担挑两个桶,走起路来前后晃荡,走一路洒一地水,让人笑话。
    老公被分配到一连,当了力工。连队给他发了八磅重的一把大斧子和一把镰刀。他们的任务,主要是按照连队的采伐计划,跟着老班长,及时清理小号,给油锯采伐创造条件。及时砍掉已伐倒的大树枝桠,为拖拉机运材扫清障碍。到了春季,集中一个月时间,在采伐迹地上,全部栽上新树苗。对于刚出校门的学生来说,这样每天坚持八小时劳动,并不是容易的事。收工往回返,有时累得腿都发软,走路不稳,腰疼背酸,老想就地躺着不走。虽然艰苦,但老公还是很要强,不让工人看到自己疲惫不堪的样子。坚持了三天,手上起了三个大泡,血泡破了流血不止,疼得连斧把都拿不住,但老公还是咬紧牙关坚持下去。他们那里不仅劳动强度大,而且都住着帐篷,生活环境也十分艰苦。连队共有六个帐篷,每个帐篷住进20多人,两人一张床,中间用板子隔开。每个人床上铺着一条羊毛毡子,用于防潮。帐篷中间用红砖砌个二米半长,一米半高的火墙烧火取暖。即使这样,屋里还是很潮,早上起床被褥都是湿漉漉的,不注意很容易得风湿和关节病。吃的也很差,早上吃苞米面饼子,一碟小咸菜;中午吃苞米面大饼子,偶尔有白面糖包;晚间几乎天天吃苞米面饼子,一大碗菜汤,数量不限,花自己的代金卷。
    11月,我和老公婚姻登记,算是合法夫妻了。后来,连里给我分了一间 七、八平方米的草木结构的土坯单人间,是牛棚改建的,一栋房能住十来户。在“臭老九”(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叛徒、特务、走资派、知识分子等九类中的老九)挨整的年代,这已经是相当不错的了。但好景不长,一天夜里,突然有人在外边敲小窗户玻璃,喊:“不好了,着火了…”幸亏好心的女工小马赶到,敲碎玻璃,叫醒了睡梦中的我,这时候棚顶都快塌了,幸亏赶紧逃了出来。 书和被褥抢出来了,借用的水缸摔得粉碎,一栋房已烧毁殆尽。简单的家当全已付之一炬,人还活着,这已是不幸中的万幸了。原来火是从西边那家炉子烧起来的。无可奈何,我又回到女工宿舍住去了。第二天,老公单位的连长亲自来到炮守营看望安慰我们,并当即决定从连队家属区房屋中分给我们一间小屋,使我深受感动。我们简单地收拾以后,就搬进去住下来了。
    1969年初,我和四连的20多名女工坐森林小火车到20多里外的一连驻地清林去了。我亲眼看见老公住在深山沟山里的帐篷,每个帐篷周围还堆着厚厚的雪,据说这样可以保暖。小工队四面环绕着直冲苍天而立的原始森林,把太阳给挡住了,一天见不着多少阳光。这里可是男人们的世界,好不容易去了一帮女工,成了他们的贵客,队里专门腾出一栋帐篷,打扫卫生,点好炉子,暖烘烘的给我们女工们住。晚上,小工队举行欢迎联欢会,唱啊,跳啊,热闹非凡。第二天早晨到职工食堂排队买饭,只见老工人们一个个捧着八两一个的苞米面大饼子和小咸菜,听说有的工人一顿能吃两、三个大饼子。回想起来,这也不奇怪,因劳动强度大,又缺乏油水,人们只能多吃点主食。他们忙的时候,几周也回不去一趟自己家,确实很辛苦。在那里帮了几天忙以后,我们回到了自己的连队。
    1969年3月2日,苏联边防军入侵中国黑龙江省珍宝岛,公然开枪开炮。后又出动大批装甲车、坦克和武装部队进行武装挑衅,再次入侵珍宝岛。中国边防军立即进行珍宝岛自卫反击战,珍宝岛打起来了。
    我们连的全体职工,积极响应上级的号召,投入了紧张的支援前线的活动。我们女职工多,但是一个个年轻力壮,浑身是劲,不比男职工差,白天参加修路劳动,晚上在微弱的照明灯下,装卸炮弹、子弹箱、军用物品等,不停地来回奔跑。后来,苏联的一辆坦克沉入江底,中国边防部队用絞车把它从江底拖了上来,成了苏联边防军入侵珍宝岛的铁证。当时,那里没有公路和铁路,我们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全体职工总动员,争分夺秒修路基,垫枕木铺轨,抢时间修了临时型的铁路,坦克最终被运出来,顺着大铁路,运往北京军事博物馆。
    5月的一天,中央民族画报社王记者,在林业局宣传部一位同志的陪同下,来到采伐工地,采访了我老公。问:“生活能否适应?劳动累不累?” 老公说:“干活很累,只能坚持,生活还得慢慢适应。”王记者还跟老师傅们座谈。师傅们说:“大学生到林区小工队,和工人一起干活,这可是第一次。张同志到我连已有半年多了,没有架子,干活积极,生活俭朴,很实在,休息时还讲解政策,讲形势,我们很喜欢他。”后来,王记者给我老公邮来了一份登载采访报道和照片的民族画报,并把老公和记者、伐木工人合影的一张照片也一起邮来了。我们至今保存这张照片,留作纪念。
    到5、6月份,北大荒也开始下雨了。老工人告诉我:“北大荒有三件宝(大棉袄、雨衣、水靴子),宁肯没有老婆,这三件宝缺一样也不行。”一到下雨天,棉袄当雨衣,棉鞋当水鞋,不然,寸步难行。因为东西紧缺,水靴子想买也买不到的。
    有人说:“北大荒人真缺德,动不动自己打自己耳光。”林区夏天树林多,草木旺盛,蚊子、小虫子特别多。上山也好,走路也好,蚊叮虫咬,走两三步,啪一下打自己左耳光,再走两三步,啪一下打自己右耳光,自己打自己,也没人管。
 
在学校任教
 
   1969年6月,组织上让我到青山林场中学担任九年级(高中)班主任,并兼任政治课教师,每天上下班往返走十几里地。学校领导黄主任是从部队转业来的干部,上班最早,下班最晚,处处以身作则,老师们都很尊重他。
    8月底我临近产期,因无人照顾,我提前请产假,到延吉农村的姐姐家,10月1日生下第一个孩子。孩子刚生下来不满一周,孩子爷爷来接我。我背着孩子走几十里地,上了火车,因没有座,一直站到安图。下了火车,我又坐了四个小时的牛车,来到比较偏僻的北柳村的婆婆家里。一路颠簸,加上天凉受冻,我的脸开始浮肿,腰也疼,奶也没了,孩子饿得哭闹不停。正好,我五岁的小叔子还在吃奶,有时我孩子也跟着借光。孩子爷爷可怜我,又疼孙子,想从房檐取下一窜冻死的小耗子崽熬汤让我喝,说是喝了可以催奶。我听了恶心得就要吐,便拒绝了。生了孩子,自己又回不去,就让老公来接我。我背着不满一个月的孩子,随老公路过延吉,接我母亲走数十里路,还坐3天车,一路辛苦,回到了东方红的自己的家里。第二天,老公回单位上班,没有别的办法,我自己又开始挑水,劈柴禾,做饭,让母亲照看孩子。
    由于身体虚弱,加上孩子还小,经领导同意,我可以就近在家附近的学校上班,担任初中的课,也代过小学的课。初中生还好一点,给小学生上课,那简直是闹翻了天,有的孩子成心捣乱,根本不好好学习,气得我不知掉过多少次眼泪。放学后,这些调皮捣蛋的,跟着屁股到我家,好像啥事也没有似的,帮我干这干那,哄孩子玩,真是让人哭笑不得。那时候,因珍宝岛很近,战备紧张,动不动就带着学生出去搞训练,钻进防空洞等等。由于不给喂奶时间,白天孩子也只能吃早中晚三次奶,中间只能喂点白开水。白糖、奶粉都是凭票购买的,别人能拿到的票,我就没有,再加上臭老九的身份,根本轮不到我手里。秋天,买了大量的土豆、面瓜补充大人的口粮。吃伤了,后来再也不想吃这些东西。
一次,我和母亲还有孩子,都因煤烟中毒而起不来,上不了班。学校工宣队李队长来看了,还亲自挑来一担水,我和母亲十分感激。
    我儿子的一周岁生日,连生日服也没有,我和孩子跟母亲三个人吃了一顿家常便饭,就算给孩子过了生日。幸亏照了一张相片留了个纪念,儿子就特别喜欢这张相片,喜欢得像玩具一样,摆弄来摆弄去,舍不得丢下,弄得已不像样,不过至今还保存着。现在我孙女也喜欢这张相片,因为她头一次从中见到自己的爸爸孩子时的形象。
后来,我延吉姐姐邮来小孩的生日服、一双蓝胶鞋和一瓶奶粉。老公出差,还给儿子买来一套蓝色小西服,好漂亮,佩戴着毛主席大像章,美得不得了。当时照了一张相片,至今是儿子认为自己照得比较潇洒的一张照片。
    1971年春,我调到东方红林业局中学,夫妻之间的两地生活也结束了。林业局分给我们18平方米的穿鞋戴帽的土坯房。老公经常出差不在家,我母亲已有六十多岁,患有高血压病,只好送回延边老家。没人看孩子,只好请孩子爷爷过来带孩子。老人家住不习惯,也没多久也回
    老家了。没有办法,我天天背孩子送幼儿园以后上班,下了班又背回来。孩子到了3岁,干脆送进了全托班,一周接一次。有一天,孩子发高烧,打针吃药退烧以后,孩子说啥也不去幼儿园。因没人照料孩子,天天把钥匙挂在他的脖子上,让他在家附近自己玩。
    我担任班主任兼政治、数学和俄语课的教学。俄语课从字母开始讲,数学课也勉强。讲政治课就是个难题,讲《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讲《矛盾论》、《实践论》。我从来不愿当老师,更不喜欢政治课,这时让我讲政治课,我是硬着头皮,服从组织分配,现学现卖就是了。多亏,老公是林业局政治部理论辅导员,给我帮了不少忙。经过教学,我学了许多东西,长了不少见识。学校领导给我安排九年四班班主任。有些老师担心我能不能带好这个班。我自己也没有把握,只能试试看吧。开学以前,挨家挨户,走访学生家庭,了解每个学生的情况,征求意见。家长们普遍反映,他们讨厌老师动不动在全班学生面前训学生,他们最反感的是,学生有点问题,老师就去告诉家长。开学以后,学生们还是挺支持我的工作。我教的高中生,轮个头都比我高,我又是朝鲜族,学生们可能对我有所好感了吧。班级团支部书记和班长主动做好班级工作,用不着我来操心。休息的时候,比较调皮的学生也常到我家里来玩。
    1974年1月,小儿子出生了。不满一个月,我又开始挑水做饭干家务活。老公把我母亲接过来看孩子,但母亲高血压病加重了,加上白内障和青光眼,住进医院,需要动手术。老公不在家,我既要照顾两个孩子,又要上班,没有办法,就把小儿子送到托儿所,五岁的大儿子每天去医院,帮姥姥订饭,又给医生、护士当小翻译(因他姥姥不会讲汉语)。小儿子去了三天幼儿园,又哭又闹,阿姨硬给他喂饭,得了消化不良,高烧40度多。母亲刚出院,小儿子又住进医院。老公出差到珍宝岛附近林场,无法联系。我又照顾孩子,又上班,经常把学生的作业本带到医院批改,趁孩子睡的时候,还得回家挑水,给母亲和大儿子用。小儿子整整住了两个月医院,出院回家了,孩子瘦了,我也经常眼前发黄恶心,看不清东西,走路就得凭借着听到的汽车喇叭声和人们说话声音,摸着道边走路。那一段时间母亲太累太辛苦,不久后,母亲回老家了。
    入冬,我带学生参加修水库劳动。天特别冷,我头上戴着狗皮帽子,脚上穿着老公的42号劳保棉胶鞋,里边穿着厚厚的袜子加毡袜子,还是大得像船似的。路上遇见一位小学女老师,看到我的鞋,连声说:“太大了,太大了,…”
    小儿子的一周岁生日,穿上我自己缝制的格布上衣和裤子,吃白面馒头就算过了生日。
    林业局的春天,山上野菜很多。为了出口创汇,学校停几天课,起早带学生坐森林火车上山去采野菜,晚上很晚才回来。
    1976年8月,大儿子上学了,小儿子还小,上班只能把他锁在屋里,上了弦就能转动的直升飞机玩具便成了他唯一的伙伴。有一天中午下班回家,开门一看,小儿子疼得满地翻滚,我急忙背着孩子跑到医院去看,经检查,原来孩子得了急性胃肠炎,打针吃药,过几天就好一些了。小儿子再也不让锁到屋里了,只好也把鈅匙挂在他的脖子上,让他自己玩。
    那时,学校没有寒暑假,晚上还经常加班加点,只能把两个孩子锁到屋里。
这一年,经过多年的组织培养、教育和考察,加上自身的努力,由工宣队张之明同志和孙锦云老师介绍,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身上的担子更加重了。
 
在机关工作
 
    1977年7月,我调入林业局教育科工作,主要是上情下达,下情上报,负责全林业局33所学校的统计报表、订教材、分发教材等内勤工作。这一年,正好恢复高考制度,做报名登记工作时,我高兴地看到,来报考的有不少是我曾经教过的学生。个个都是潇潇洒洒的小伙子和漂漂亮亮的小姑娘。有一个长得挺精神的小伙子,主动走到我跟前,说:“老师您好!我是当年最调皮捣蛋的一个,现在想起来真后悔,您还生我的气吗?”我听了高兴都还来不及呢,还生什么气呀?孩子们真的长大了。
    在参加中专卷的评分工作时看到,因多年停课闹革命,学生答题中也出现一些笑话。有的交了白卷,有的学生答题答不上来,干脆写了个顺口溜:“孙子出题难,儿子监考严,老子答题难。”“考考考,考试是老师的法宝;分分分,分是学生的命根子。”
1978年冬天,局里组织修水库劳动七天。第五天,老公用手推车往上坡运土时,不慎被车把打到胸部,疼得连呼吸都困难。过了一会儿,他还坚持刨冰块,挖冻土,一车一车地往堤坝上运土。回到家里,他老是说胸部疼。第二天,他还坚持上工地,连续干了两天,一直干到机关劳动结束为止。因胸部疼痛不见好转,不得不到医院检查发现,左侧肋骨骨折两根,医生建议,让他在家躺着休息,并开了病假条。他把病假条揣在衣服兜里,接着上班。
    恢复高考以后,我教过的学生,有不少考上大学,考上中专,参加工作,还有参军的。一到假期或探亲假,他们就来我家玩,汇报他们的情况,还帮我干点家务活。
    1979年6月,林业局东林林场发生一场大火灾,是森鉄小火车喷出来的煤炭火星掉在了干草堆里烧起来的。当时风势很大,一下子烧到山上树林,大半个林场变成了火海。接到火警,局里立即组织两千多人的打火队伍奔赴火场。我老公带领局宣传部门的7名干部和工人,带着3天的干粮,背着水壶直接奔赴火场打火。不分昼夜连续打了两天一宿,因火势迅猛,用人工方法,根本无法挡住火势。最后采取一里外打防火道的方法,防止火势的蔓延。恰巧老天爷也帮忙,下了两天一夜的大雨,浇灭了明火,参与灭火的人员紧接着认真查一查有没有死灰复燃的地方。7天了,大家都没睡好觉,巡查了一段,突然发现有一名同志不见了,赶快回到原来休息过的地方一看,他倒在草堆睡得正挺香呢。因几天没洗漱加上被雨淋,每个人的脸上都是黑不溜秋的,看不出原来的模样,相互看了都哈哈大笑。
    1980年8月,小儿子6岁半,也入学了。班主任是有经验的女老师,小儿子也特别跟她。我去牡丹江开会回来时,给他买了一顶蓝色的警察帽子,小儿子天天戴着上学。我平时很少给他买衣服,他只记住:“我爸爸穿小了,我哥哥穿;我哥哥穿小了,我穿;我穿小了,…”
9月,我们教育科和师训班全体同志,去珍宝岛游览了一天,算是我在东方红的最后一次活动吧。
这时候,我和老公盼了多年的调令终于来了……。
    9月底,我和老公带着两个孩子,就要离开共同奋战13年的东方红林业局。到火车站时,局党委书记、局长、机关干部以及学校老师、同事和邻居等100多人来送我们。同志们说:“别忘了东方红,欢迎再来。”林业局领导说:“又调走两位好同志。”小儿子的班主任下课急忙跑来,带来装满铅笔的铅笔盒和一袋苞米花。火车就要开了,小儿子说:“老师再见!我明天回来。”
    火车开了。再见吧,难忘的东方红!这一别,一晃已经32年了。    
                                                                    2012年 3月    于延吉
 
 
东方红林业局贮木场:“亚洲第一”掠影 
 
    东方红林业局贮木场始建于1965年,按占地面积算,是全亚洲贮木场中不折不扣的“老大哥”。如今,大半个世纪过去了,曾经的“亚洲第一”,今天怎么样? 
    东方红林业局贮木场总占地面积109万平方米,有150个标准足球场那么大。计划经济时期,这里每年可储存几百万立方米的木材,然后通过铁路专用线运往祖国各地,有力地支持了国家经济建设。 
 
    老林业工人魏**告诉《中国绿色时报》记者:那时候场地不够用,就把楞头归高,“向青天要楞场”;4条传送带连轴转,小火车运材车排成长龙。如今,高高林立的龙门吊、如山峦起伏的楞垛、战风雪斗严寒大干冬运的劳动场面只能封存在东方红人的记忆中了。国家实施天保工程以来,全局的木材产量从最高峰的每年70万立方米逐步调减到今年的4.6万立方米。现在贮木场,相当一部分场地已经被一栋栋生产厂房所占据,木材向精深加工发展。其中,众孚木业是东方红林业局在原有贮木场厂区兴建工业园区后入驻的第一家企业,目前共安置下岗、转岗林业工人260多名,职工年人均收入2万多元。随着众孚木业等一批企业的陆续入驻,当年的老职工和他们的后代肩负起了贮木场转型的重任,过去单一储存原木的场区变成了再次创业的沙场。 
    黄世恒凭借自己的木匠手艺,从事首饰盒市场开发,成为沙场上的赢家之一。 他说:“当时一个搞珠宝的朋友,给我拿回来了一个首饰盒,木制的,我一看这个东西太适合林区了,用最小的木头产生最大的价值。现在,公司年销售额几百万元,我有信心把这个产业做大、做强。” 
 
    为实现长远发展,从今年夏季开始,东方红林业局再次投入资金1200万元,用于园区二期工程建设,创业孵化中心、培训中心、实训基地、服务中心、指导中心等均在规划之列。 
    贮木场厂长说,东方红林业局是较早经过国际森林认证的企业,凭借这一优势,充分利用林区资源和现有的木材产量,向木材精深加工要效益,努力做到转型不转向,让更多的有影响力、有发展前景的厂家落户工业园区,鼓励能人创业,妥善安置就业。同时,大力扶持小微企业,延长产业链,生产终端产品,以有限的资源消耗创造出最大的经济效益。 
    过去,“亚洲第一大贮木场”的称号曾带给东方红人无比的骄傲;如今,在转型发展的浪潮中,东方红林业人更加激情勃发。
 
 
历史不会忘记
 
    1975年8月,中央军委副总参谋长张才千,陪同赞比亚三军司令钦库里上将,专程赴东方红林业局五林洞林场,参观民兵劳武结合训练,观看五林洞民兵连的军事表演。这个民兵连是多次受到上级嘉奖的战斗队伍。
1969年3月,珍宝岛自卫反击战打响后,五林洞林场就成为前沿阵地。林场工人立即成立了民兵连,组织了救护队、担架队和服务队。就连孩子们也组成了儿童团。民兵连长陈文忠就多次亲临边境线,与对方面对面地展开过英勇的战斗。在一次抢修国防公路的战斗中,林业工人邢绍德和胡根喜,奋不顾身舍己救人,在治理塌方和排除哑弹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邢绍德被沈阳军区批准为烈士,并追记三等功。当时,东方红林区人民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为了前线胜利,大家舍得一切。充分发扬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老区人民拥军支前的光荣传统。
 
 
   1969年3月,五林洞民兵战士在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中为前线运送弹药。
 
 
   在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中荣立一等功的五林洞民兵连连长陈文忠在向民兵讲述作战要领。
 
   那个时候,配合前线作战进行实地训练是民兵连经常做的事情。在实地训练中,民兵们开动脑筋,发明了石头雷等多种土武器。当时,不管是林场会计还普通民兵,都配真枪实弹。站岗、巡逻,是民兵连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五林洞镇内到进公司亮子的县界桥,是儿童团站岗的范围。可以说,民兵建设为东方红林区培养了一批神枪手。沿乌苏里江岸,到处都留下了民兵连巡逻、放哨的足迹。
 
   五林洞女民兵队伍是由上海知识青年为主组建的。
 
   后来,很多上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插队到五林洞林场。他们都为能战斗生活在这样一个光荣的地方而骄傲。在一封封家书里,几乎都夹着几张在珍宝岛、乌苏里江畔身背钢枪、全副武装的照片。上山下乡的知青队伍里女同志比较多,林场立刻成立了女兵队伍,她们的主要训练科目是实地救护。“我是民兵”!这样的话是当时五林洞人最爱说的,也是喊得最响的。
真正体验到做五林洞民兵的骄傲,还要说一个小故事。1969年8月的一天,王文明、鲁智霞等去参加佳木斯地区珍宝岛战斗支前庆功大会,返回时转道鸡西,当时旅店少,投宿十分困难,又赶上的夜里。他们找到市政府招待所,和值班人员说明情况,值班员瞪大了眼睛,慌忙地向他们敬礼,连声说:“你们等等,你们等等……”他一溜烟地跑出招待所。一会儿,几名市革委会领导来到招待所,热情地说:“不知道珍宝岛的英雄光临我市,来得这么晚,辛苦啦”。他们和前来投宿的几位一一握手,并真诚地代表全市人民挽留多住几天,为市里做几场报告。考虑到组织上没有在鸡西做报告的安排,就婉言谢绝了。第二天清晨,鸡西市革委会专门安排了小汽车,把他们送到火车站。
那个时候,全国各地的文艺团体都来东方红和五林洞慰问演出,真是好戏连台,让这里的林区人大开眼界。有些文艺团体,如辽宁歌舞团等,和东方红林业局成了友好共建单位,给林区培养了大批文艺人才,也使东方红在牡丹江林区成为“最早立起脚尖跳舞”的宣传队,他们演出的芭蕾舞剧《白毛女》深受观众欢迎。
   在东方红林区生活了许多年的复转官兵常有这样的感慨:十万官兵屯垦戍边,开发完达山,建设边疆,就是英明之举。珍宝岛自卫反击战充分显示了边疆军民众志成城的威力。 
 
 
情系北大荒 —— 路过850农场有感
 
尊敬的八五零农场党委及场领导、亲爱的同志们:
    因为历史的原因,我曾在贵场劳动改造并工作过。与贵场修配厂的刘德仁是难友,近年来,我常想起我们在四分场劳动改造时结成的友情。我本想到贵场去拜访他,并看看贵场发展情况。但听一位难友说他已故去,又找不到贵场我认识的人,所以我只得借去东方红林业局路过贵场时,顺道看看故地。当我路过850看到你们路牌显示的铁道兵情结时,看到昔日农舍变大楼、草原变良田,我的思绪又飞回五十年前,那艰苦卓绝、激情燃烧的年代!
我是一名老铁道兵,山东海阳人,今年89岁。我于1944年在胶东加入共产党、参加八路军,次年随部队挺进牡丹江剿匪,曾与著名战斗英雄杨子荣、高波合影。历任战士、文化教员、宣传干事、报社编辑;1948年编入铁道兵,任报社编辑、副社长兼总编,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战争,荣立二等功,出席铁道兵首届英模代表大会。1955年授少校军衔。
    1957年我被打成右派分子。1958年,33岁正值风华正茂的我,来到黑龙江省密山铁道兵农垦局八五零农场四分场接受劳动改造。1959年后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后,曾在西岗八五零中学担任过副校长。后到农垦局《农垦报》当编辑、又到完达山林管局工作。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根据中央55号文件精神,经铁道兵党委重新甄别,我的“右派分子”是错划,1979年平反改正后,重新办理了转业手续,在东方红林业局任副局长。1985年离休,现住大连。
1954年王震将军任铁道兵司令员后,我做为铁道兵报社副社长兼总编辑曾跟隨他到部队视察工作,当他听到不少东北解放战争时参军的要复员老兵反映,他们无家无业,复员后到那去呢?很是苦恼!因此王司令员说:我们要给这些复员同志找个安身立业之处。这就是王震将军建北大荒农场的原因之一。所以,1954年,王震将军一声号令,铁道兵5师复转军人数百人在余友清副师长带领下,来到虎林建立铁道兵八五零农场,点燃了开垦北大荒的第一把荒火。
   1956年4月,我作为铁兵报社的主要领导为了更好地宣传、学习王震司令员开发建设北大荒的精神,特委派报社编辑韩志同志到八五零农场考察、采访,回来后撰写了通讯《复员军人之家——铁道兵农场》,并刊登在371期《铁道兵》报上。
通讯发表后,反响很大、好评如潮。基层复转军人纷纷给报社来信来稿,表达了到北大荒安家立业的决心和信念。《铁道兵》报372期又以《到农场去建国立家》为题,发表了编辑部答读者问。并在《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专栏刊登了《开发边疆、建设边疆是我们的理想》、《给铁道兵首长的来信》等复转军人来稿。
   在这之前,我曾派铁道兵报社记者石震前去采访过,他曾写了一篇报告文稿:《北大仓的早春》也在铁道兵报上发表过。
王震司令员见报后,非常高兴,把我召到他的办公室,亲切地招待我吃水果,吸香烟,详细询问了文章的写作情况。我回答说,报社的编辑都是年轻人,有朝气,是我派韩志到八五零农场采访写作的。王司令员高兴地鼓励我要把报纸办好。并说:“有些同志对于铁道兵建农场的意义不太理解,你给我写一     个文字材料,我要在党代会上讲这个问题。”
我回报社即向编辑们传达了司令员对大家的鼓劢和要求。集体讨论后由韩志执笔写成了报告材料,经宣传部长刘时平同志修改后呈交王震司令员。在4月24日召开的中共铁道兵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就把铁道兵农场建设列入了重要议事日程。1958年,10万复转官兵陆续奔赴北大荒、到铁道兵牡丹江农垦局各农场立业安家。实践证明,371、372两期《铁道兵》报为十万复转官兵奔赴、开发北大荒建设起到了很好的宣传、鼓舞作用。
1956年,铁道兵农垦局副局长刘伯增同志(原铁道兵政治部青年部长)和农垦局政治部主任王余音同志(原铁道兵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曾主管铁道兵报),曾来人来函要我到农垦局搞宣传和组建农垦报社工作。我因为当年剿匪时,在那里待过,知道那里情况,很愿意去,并写了转业去北大荒的报告。但铁道兵政治部领导,没有批准我转业去北大荒的请求。令人扼腕叹息的是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我被铁道兵政治部个别领导打成“右派”分子,未能以转业身份去建设北大荒,却以“右派”身份去北大荒劳动改造。悲哉、痛哉!
    荒原日夜、战友情深。绵延的完达山、奔流的穆棱河、茫茫大草原描绘了北大荒的壮美,也见证了它的荒凉。当年初建的八五零农场,环境是严酷的、条件是艰苦的。但是人心是温暖的、战友是情深的。我在四分场劳动改造期间,领导及战友们没有嫌弃我这个“右派”铁友,他们在政治上关心我、生活上照顾我。加之对家庭、亲人的责任,使我坚定了生活下去的勇气。相信党中央、铁道兵党委最终一定能解决我的“右派”错案。
我要感谢北大荒、更要感谢那些在我逆境中关怀过我的人。在四分场劳动改造期间,从割草、割麦、脱坯、盖房、到伐木、烧砖各种苦活、累活都干过。蒙领导、战友信任、关照,以自己的苦干、实干,从“右派”队员,一直干到“右派”队小队长、副分队长。这也是右派分子能干的最大队“官”了。在担任“右派”队管理人员时期,我仍然发挥自己善搞宣传的特长,写标语、编口号,鼓励队友苦干加巧干,按时、保质、超量的完成了场部交给的劳动定额。并被多次评为劳模、戴过大红花。
    由于我出身农家,从小干过体力活,因此,北大荒劳动改造虽然艰苦,却练硬了我的身体、磨砺了我的意志、保持了开朗的心态。直到现在,我虽然到了耋耄之年,身体仍然硬朗、没有大病。这要归功于北大荒的劳动锻炼、归功于领导、战友们的关怀。抚今追昔,我更加怀念在当时那种极左思潮泛滥环境下,曾经关怀、帮助过我的铁道兵老领导和战友:农垦局刘伯增副局长、霍大儒副书记、王余音主任、许星煌部长、八五零农场四分场基建队的孙长乐副队长。他们当中,有些已经离世,有些已经失联,但他们在我逆境中给予我的理解和关怀,将使我永志不忘。
斗转星移、转瞬之间,50多年过去了,我也成了90岁的老人。我虽然年纪大了,但作为一个老铁道兵,对哺育我成长铁道兵、以及我“改造”、工作过的铁道兵八五零农场的思念却梦魂萦绕、与日俱增。
   今年6月份,我在二个儿子的陪同下,来到北京西郊的复兴路40号院内(铁道兵大院原址、现为中国铁建股份公司),陪同老领导,原铁道兵政治部徐诚之主任参观了“铁道兵展览馆”。馆内展出了大量的铁道兵在发展过程中、各个历史时期的照片、视频、资料和实物。不仅再现了铁道兵不畏艰险、艰苦卓绝的战斗精神,还宣传了铁道兵在“兵改工”后,“中铁建”开拓国际业务,把铁路修到五大洲的壮举。参观后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陪同参观的还有,徐主任的子女、原铁道兵最后一任报社社长陈远谋同志、原铁道兵崔田民政委的子女等。
今年8月份,我和老伴在二个儿子陪同下,乘坐好友邹延林的小汽车,从牡丹江一路东北行,奔赴北大荒,来到我曾经“改造”、工作、战斗过的八五零农场、东方红林业局旧地重游。由于年代久远,失联多年,不了解八五零农场情况,只能是走马观花,在当年“改造”过的四分场原址短暂停留、抒怀旧情。
   来到凉水泉村原四分场附近,我遥望着北面曾经是大片草原的稻田和天际处连绵的完达山脉,驻足良久,我当年曾在那里割草、伐木,为农场的建设做贡献。
   在凉水泉村西北一处小山北坡,依然是芳草萋萋,几处旧房掩映其中。这里曾是我当年劳动“改造”过的四分场砖厂遗址。就在这里,我曾经在砖窑披星戴月、挥汗如雨地劳作,为农场的建设增砖添瓦。
在通往总场部卫星城的水泥路上,路两边广袤无垠的已经泛黄的稻田预示着又是一个丰收年、水稻科技园停机坪上的直升飞机、公路边醒目的宣传广告牌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在当年是难以想象的。
   来到总场部卫星城区,栉次鳞比的高楼商厦、花草繁茂的社区、喜气安详的居民、特别是标有“铁兵路”、“将军路”的宽阔街道、以及我曾工作过的八五零中学现代化教学楼,都让我流连忘返,难以忘怀。当年的梦想变成了现实。
这一切,让我欣喜,更让我感叹。我好像又回到了当年铁道兵,耳畔响起在王震司令员开发北大荒铿锵有力的话声。在缅怀王震将军丰功伟绩的同时,在这里,请允许我以一个铁道兵老战士的名义,深切地怀念已故的王震司令员!向他在天之灵报告,他的宏大战略意图终于实现了。今天,八五零农场——王震将军点燃第一把荒火的地方,已经建成了北大荒的“军垦第一名城”,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北大仓”。它将以富饶、美丽造福于垦区及铁兵子孙后代,它将长留在我的美好记忆中。今后如有机会,我将再次前来探望。祝八五零农场繁荣兴旺,祝农场全体干部、职工身体健康、家庭幸福!
 
此致
敬礼
 
铁道兵老战士 王学俭
二零一四年十月十日 于大连
联系电话:0411-82862751  13130406962
电子信箱:wxj1930@163.com
 
 
 

联系我们

黑龙江省东方红林业局
政府地址:黑龙江省虎林市东方红镇
电话:0467-5912358
邮箱:dfhjhk@sgdfh.com

版权所有:黑龙江省东方红林业局   管理:东方红林业局信息中心:0467-5912358   dfhjhk@sgdfh.com    黑ICP备11000364号     中企动力网站建设
黑公网安备23038102000010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