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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东方红

难忘的东方红

  • 分类:东方红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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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东方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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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老公(张哲洙),于1967年7月中央民族大学汉语语言文学系毕业,当年按照上级要求,继续留校参加“复课闹革命”,耽误一年,1968年8月才离开学校,同年10月初我们到东方红林业局报到。人事科同志见我们是朝鲜族,奇怪地问:“我们这里也没有朝鲜族学校,你们怎么到这里来了?”我们本来就不是情愿的,听了这话心里觉得很不是滋味。动乱的年代,不合理的分配,造就了我们这代人如此悲惨、如此尴尬的境遇。林业局从全国各地分来了60多名大中专毕业生,除了林业大、中专毕业生以外,都不太受欢迎。反正已经报到了,既来之则安之,我们倒也没什么太多的抱怨。

    局里把我们分配到青山林场。坐森铁小火车到林场去的路上,遇到两次森林火灾,火车停下来了,车上的人都下去打火。前面着火,森鉄小火车就往前开;后面着火,小火车就倒着开。当我们赶到青山林场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到食堂买了二两苞米大碴子饭(扒了皮的苞米粒儿也有手指节大小),两个人吃都没吃完。晚上各自住在没有灯、四面透风的用凉席搭成的工棚里。

 

  在连队劳动

 

    第二天,我被分配到四连(炮守营),离林场8里地,老公分配到一连(147小工队),离林场30多里地,开始接受再教育(劳动锻炼)。

我到四连,连里发给我镰刀头,叫我自己找个把,安上以后自己留着用。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安,最后还是一起干活的老工人金师傅帮了忙,给我安上的。开始,每天都要起个大早,拿个长木棍,进行民兵刺杀训练。这个倒不难,毕竟在学校时练过,也算轻车熟路,只是喊了两声“杀-咳、杀-咳”后,我感觉异样,大家都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训练的时候,数我的声音大而且还最长,其他人只是在嗓子眼里喊“杀、杀”两声,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弄得我非常尴尬,我也就很自然地省点力气,跟着他们一样小声地喊两声,以应付了事。因我是贫农家庭出身,能参加基干民兵,没什么思想负担;其他家庭成分不好的,只能参加普通民兵,到了晚上,还得站在前面,认真汇报一天的思想、劳动情况。

    10月的天已经很干燥,草木极易着火,着起火来,火势挺大。火光就是命令,不管什么时候,一听吹哨,赶快集合拿着大扫把和大树枝去打火,拿镰刀割草,拿铁锹挖坑打防火道。有时,一天去好几次打火,经常累得筋疲力尽。

    冬天来了,北大荒天气变冷,下厚厚的雪,是林区的黄金季节。早晨,头戴狗皮帽子,穿着棉衣、棉鞋,扎着绑腿,戴大棉手套,用围巾捂着嘴,只露着眼睛,拿着镰刀,跟工人们翻山越岭,每天踏着膝盖深的雪路走三个多小时,到目的地,头上已经哈气成霜。女工们主要是打枝、清林,拉树枝,扛小木头。中午围着火堆简单吃点带去的饭。天冷,真是“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凉。”下午又接着干同样的活。收工回来的时候,抄近路,从山顶顺着积雪的峡谷跳下来,连滚带爬,虽危险,但近多了。

    每天在伐木工的号子(顺山倒—安全,横山倒—安全)声中劳动。女工们都能吃能干,我一顿只吃一两口饭,山也爬不动,活也干不动。晚上,几十名女工挤在有两大长铺的一间屋里睡觉,很不习惯。每隔几天轮到值班挑水、打扫卫生的时候,更是艰难困苦。三、四十米深的水井,周围全是冰,挂大桶好不容易打上水后,用扁担挑两个桶,走起路来前后晃荡,走一路洒一地水,让人笑话。

    老公被分配到一连,当了力工。连队给他发了八磅重的一把大斧子和一把镰刀。他们的任务,主要是按照连队的采伐计划,跟着老班长,及时清理小号,给油锯采伐创造条件。及时砍掉已伐倒的大树枝桠,为拖拉机运材扫清障碍。到了春季,集中一个月时间,在采伐迹地上,全部栽上新树苗。对于刚出校门的学生来说,这样每天坚持八小时劳动,并不是容易的事。收工往回返,有时累得腿都发软,走路不稳,腰疼背酸,老想就地躺着不走。虽然艰苦,但老公还是很要强,不让工人看到自己疲惫不堪的样子。坚持了三天,手上起了三个大泡,血泡破了流血不止,疼得连斧把都拿不住,但老公还是咬紧牙关坚持下去。他们那里不仅劳动强度大,而且都住着帐篷,生活环境也十分艰苦。连队共有六个帐篷,每个帐篷住进20多人,两人一张床,中间用板子隔开。每个人床上铺着一条羊毛毡子,用于防潮。帐篷中间用红砖砌个二米半长,一米半高的火墙烧火取暖。即使这样,屋里还是很潮,早上起床被褥都是湿漉漉的,不注意很容易得风湿和关节病。吃的也很差,早上吃苞米面饼子,一碟小咸菜;中午吃苞米面大饼子,偶尔有白面糖包;晚间几乎天天吃苞米面饼子,一大碗菜汤,数量不限,花自己的代金卷。

    11月,我和老公婚姻登记,算是合法夫妻了。后来,连里给我分了一间 七、八平方米的草木结构的土坯单人间,是牛棚改建的,一栋房能住十来户。在“臭老九”(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叛徒、特务、走资派、知识分子等九类中的老九)挨整的年代,这已经是相当不错的了。但好景不长,一天夜里,突然有人在外边敲小窗户玻璃,喊:“不好了,着火了…”幸亏好心的女工小马赶到,敲碎玻璃,叫醒了睡梦中的我,这时候棚顶都快塌了,幸亏赶紧逃了出来。 书和被褥抢出来了,借用的水缸摔得粉碎,一栋房已烧毁殆尽。简单的家当全已付之一炬,人还活着,这已是不幸中的万幸了。原来火是从西边那家炉子烧起来的。无可奈何,我又回到女工宿舍住去了。第二天,老公单位的连长亲自来到炮守营看望安慰我们,并当即决定从连队家属区房屋中分给我们一间小屋,使我深受感动。我们简单地收拾以后,就搬进去住下来了。

    1969年初,我和四连的20多名女工坐森林小火车到20多里外的一连驻地清林去了。我亲眼看见老公住在深山沟山里的帐篷,每个帐篷周围还堆着厚厚的雪,据说这样可以保暖。小工队四面环绕着直冲苍天而立的原始森林,把太阳给挡住了,一天见不着多少阳光。这里可是男人们的世界,好不容易去了一帮女工,成了他们的贵客,队里专门腾出一栋帐篷,打扫卫生,点好炉子,暖烘烘的给我们女工们住。晚上,小工队举行欢迎联欢会,唱啊,跳啊,热闹非凡。第二天早晨到职工食堂排队买饭,只见老工人们一个个捧着八两一个的苞米面大饼子和小咸菜,听说有的工人一顿能吃两、三个大饼子。回想起来,这也不奇怪,因劳动强度大,又缺乏油水,人们只能多吃点主食。他们忙的时候,几周也回不去一趟自己家,确实很辛苦。在那里帮了几天忙以后,我们回到了自己的连队。

    1969年3月2日,苏联边防军入侵中国黑龙江省珍宝岛,公然开枪开炮。后又出动大批装甲车、坦克和武装部队进行武装挑衅,再次入侵珍宝岛。中国边防军立即进行珍宝岛自卫反击战,珍宝岛打起来了。

    我们连的全体职工,积极响应上级的号召,投入了紧张的支援前线的活动。我们女职工多,但是一个个年轻力壮,浑身是劲,不比男职工差,白天参加修路劳动,晚上在微弱的照明灯下,装卸炮弹、子弹箱、军用物品等,不停地来回奔跑。后来,苏联的一辆坦克沉入江底,中国边防部队用絞车把它从江底拖了上来,成了苏联边防军入侵珍宝岛的铁证。当时,那里没有公路和铁路,我们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全体职工总动员,争分夺秒修路基,垫枕木铺轨,抢时间修了临时型的铁路,坦克最终被运出来,顺着大铁路,运往北京军事博物馆。

    5月的一天,中央民族画报社王记者,在林业局宣传部一位同志的陪同下,来到采伐工地,采访了我老公。问:“生活能否适应?劳动累不累?” 老公说:“干活很累,只能坚持,生活还得慢慢适应。”王记者还跟老师傅们座谈。师傅们说:“大学生到林区小工队,和工人一起干活,这可是第一次。张同志到我连已有半年多了,没有架子,干活积极,生活俭朴,很实在,休息时还讲解政策,讲形势,我们很喜欢他。”后来,王记者给我老公邮来了一份登载采访报道和照片的民族画报,并把老公和记者、伐木工人合影的一张照片也一起邮来了。我们至今保存这张照片,留作纪念。

    到5、6月份,北大荒也开始下雨了。老工人告诉我:“北大荒有三件宝(大棉袄、雨衣、水靴子),宁肯没有老婆,这三件宝缺一样也不行。”一到下雨天,棉袄当雨衣,棉鞋当水鞋,不然,寸步难行。因为东西紧缺,水靴子想买也买不到的。

    有人说:“北大荒人真缺德,动不动自己打自己耳光。”林区夏天树林多,草木旺盛,蚊子、小虫子特别多。上山也好,走路也好,蚊叮虫咬,走两三步,啪一下打自己左耳光,再走两三步,啪一下打自己右耳光,自己打自己,也没人管。

 

在学校任教

 

   1969年6月,组织上让我到青山林场中学担任九年级(高中)班主任,并兼任政治课教师,每天上下班往返走十几里地。学校领导黄主任是从部队转业来的干部,上班最早,下班最晚,处处以身作则,老师们都很尊重他。

    8月底我临近产期,因无人照顾,我提前请产假,到延吉农村的姐姐家,10月1日生下第一个孩子。孩子刚生下来不满一周,孩子爷爷来接我。我背着孩子走几十里地,上了火车,因没有座,一直站到安图。下了火车,我又坐了四个小时的牛车,来到比较偏僻的北柳村的婆婆家里。一路颠簸,加上天凉受冻,我的脸开始浮肿,腰也疼,奶也没了,孩子饿得哭闹不停。正好,我五岁的小叔子还在吃奶,有时我孩子也跟着借光。孩子爷爷可怜我,又疼孙子,想从房檐取下一窜冻死的小耗子崽熬汤让我喝,说是喝了可以催奶。我听了恶心得就要吐,便拒绝了。生了孩子,自己又回不去,就让老公来接我。我背着不满一个月的孩子,随老公路过延吉,接我母亲走数十里路,还坐3天车,一路辛苦,回到了东方红的自己的家里。第二天,老公回单位上班,没有别的办法,我自己又开始挑水,劈柴禾,做饭,让母亲照看孩子。

    由于身体虚弱,加上孩子还小,经领导同意,我可以就近在家附近的学校上班,担任初中的课,也代过小学的课。初中生还好一点,给小学生上课,那简直是闹翻了天,有的孩子成心捣乱,根本不好好学习,气得我不知掉过多少次眼泪。放学后,这些调皮捣蛋的,跟着屁股到我家,好像啥事也没有似的,帮我干这干那,哄孩子玩,真是让人哭笑不得。那时候,因珍宝岛很近,战备紧张,动不动就带着学生出去搞训练,钻进防空洞等等。由于不给喂奶时间,白天孩子也只能吃早中晚三次奶,中间只能喂点白开水。白糖、奶粉都是凭票购买的,别人能拿到的票,我就没有,再加上臭老九的身份,根本轮不到我手里。秋天,买了大量的土豆、面瓜补充大人的口粮。吃伤了,后来再也不想吃这些东西。

一次,我和母亲还有孩子,都因煤烟中毒而起不来,上不了班。学校工宣队李队长来看了,还亲自挑来一担水,我和母亲十分感激。

    我儿子的一周岁生日,连生日服也没有,我和孩子跟母亲三个人吃了一顿家常便饭,就算给孩子过了生日。幸亏照了一张相片留了个纪念,儿子就特别喜欢这张相片,喜欢得像玩具一样,摆弄来摆弄去,舍不得丢下,弄得已不像样,不过至今还保存着。现在我孙女也喜欢这张相片,因为她头一次从中见到自己的爸爸孩子时的形象。

后来,我延吉姐姐邮来小孩的生日服、一双蓝胶鞋和一瓶奶粉。老公出差,还给儿子买来一套蓝色小西服,好漂亮,佩戴着毛主席大像章,美得不得了。当时照了一张相片,至今是儿子认为自己照得比较潇洒的一张照片。

    1971年春,我调到东方红林业局中学,夫妻之间的两地生活也结束了。林业局分给我们18平方米的穿鞋戴帽的土坯房。老公经常出差不在家,我母亲已有六十多岁,患有高血压病,只好送回延边老家。没人看孩子,只好请孩子爷爷过来带孩子。老人家住不习惯,也没多久也回

    老家了。没有办法,我天天背孩子送幼儿园以后上班,下了班又背回来。孩子到了3岁,干脆送进了全托班,一周接一次。有一天,孩子发高烧,打针吃药退烧以后,孩子说啥也不去幼儿园。因没人照料孩子,天天把钥匙挂在他的脖子上,让他在家附近自己玩。

    我担任班主任兼政治、数学和俄语课的教学。俄语课从字母开始讲,数学课也勉强。讲政治课就是个难题,讲《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讲《矛盾论》、《实践论》。我从来不愿当老师,更不喜欢政治课,这时让我讲政治课,我是硬着头皮,服从组织分配,现学现卖就是了。多亏,老公是林业局政治部理论辅导员,给我帮了不少忙。经过教学,我学了许多东西,长了不少见识。学校领导给我安排九年四班班主任。有些老师担心我能不能带好这个班。我自己也没有把握,只能试试看吧。开学以前,挨家挨户,走访学生家庭,了解每个学生的情况,征求意见。家长们普遍反映,他们讨厌老师动不动在全班学生面前训学生,他们最反感的是,学生有点问题,老师就去告诉家长。开学以后,学生们还是挺支持我的工作。我教的高中生,轮个头都比我高,我又是朝鲜族,学生们可能对我有所好感了吧。班级团支部书记和班长主动做好班级工作,用不着我来操心。休息的时候,比较调皮的学生也常到我家里来玩。

    1974年1月,小儿子出生了。不满一个月,我又开始挑水做饭干家务活。老公把我母亲接过来看孩子,但母亲高血压病加重了,加上白内障和青光眼,住进医院,需要动手术。老公不在家,我既要照顾两个孩子,又要上班,没有办法,就把小儿子送到托儿所,五岁的大儿子每天去医院,帮姥姥订饭,又给医生、护士当小翻译(因他姥姥不会讲汉语)。小儿子去了三天幼儿园,又哭又闹,阿姨硬给他喂饭,得了消化不良,高烧40度多。母亲刚出院,小儿子又住进医院。老公出差到珍宝岛附近林场,无法联系。我又照顾孩子,又上班,经常把学生的作业本带到医院批改,趁孩子睡的时候,还得回家挑水,给母亲和大儿子用。小儿子整整住了两个月医院,出院回家了,孩子瘦了,我也经常眼前发黄恶心,看不清东西,走路就得凭借着听到的汽车喇叭声和人们说话声音,摸着道边走路。那一段时间母亲太累太辛苦,不久后,母亲回老家了。

    入冬,我带学生参加修水库劳动。天特别冷,我头上戴着狗皮帽子,脚上穿着老公的42号劳保棉胶鞋,里边穿着厚厚的袜子加毡袜子,还是大得像船似的。路上遇见一位小学女老师,看到我的鞋,连声说:“太大了,太大了,…”

    小儿子的一周岁生日,穿上我自己缝制的格布上衣和裤子,吃白面馒头就算过了生日。

    林业局的春天,山上野菜很多。为了出口创汇,学校停几天课,起早带学生坐森林火车上山去采野菜,晚上很晚才回来。

    1976年8月,大儿子上学了,小儿子还小,上班只能把他锁在屋里,上了弦就能转动的直升飞机玩具便成了他唯一的伙伴。有一天中午下班回家,开门一看,小儿子疼得满地翻滚,我急忙背着孩子跑到医院去看,经检查,原来孩子得了急性胃肠炎,打针吃药,过几天就好一些了。小儿子再也不让锁到屋里了,只好也把鈅匙挂在他的脖子上,让他自己玩。

    那时,学校没有寒暑假,晚上还经常加班加点,只能把两个孩子锁到屋里。

这一年,经过多年的组织培养、教育和考察,加上自身的努力,由工宣队张之明同志和孙锦云老师介绍,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身上的担子更加重了。

 

在机关工作

 

    1977年7月,我调入林业局教育科工作,主要是上情下达,下情上报,负责全林业局33所学校的统计报表、订教材、分发教材等内勤工作。这一年,正好恢复高考制度,做报名登记工作时,我高兴地看到,来报考的有不少是我曾经教过的学生。个个都是潇潇洒洒的小伙子和漂漂亮亮的小姑娘。有一个长得挺精神的小伙子,主动走到我跟前,说:“老师您好!我是当年最调皮捣蛋的一个,现在想起来真后悔,您还生我的气吗?”我听了高兴都还来不及呢,还生什么气呀?孩子们真的长大了。

    在参加中专卷的评分工作时看到,因多年停课闹革命,学生答题中也出现一些笑话。有的交了白卷,有的学生答题答不上来,干脆写了个顺口溜:“孙子出题难,儿子监考严,老子答题难。”“考考考,考试是老师的法宝;分分分,分是学生的命根子。”

1978年冬天,局里组织修水库劳动七天。第五天,老公用手推车往上坡运土时,不慎被车把打到胸部,疼得连呼吸都困难。过了一会儿,他还坚持刨冰块,挖冻土,一车一车地往堤坝上运土。回到家里,他老是说胸部疼。第二天,他还坚持上工地,连续干了两天,一直干到机关劳动结束为止。因胸部疼痛不见好转,不得不到医院检查发现,左侧肋骨骨折两根,医生建议,让他在家躺着休息,并开了病假条。他把病假条揣在衣服兜里,接着上班。

    恢复高考以后,我教过的学生,有不少考上大学,考上中专,参加工作,还有参军的。一到假期或探亲假,他们就来我家玩,汇报他们的情况,还帮我干点家务活。

    1979年6月,林业局东林林场发生一场大火灾,是森鉄小火车喷出来的煤炭火星掉在了干草堆里烧起来的。当时风势很大,一下子烧到山上树林,大半个林场变成了火海。接到火警,局里立即组织两千多人的打火队伍奔赴火场。我老公带领局宣传部门的7名干部和工人,带着3天的干粮,背着水壶直接奔赴火场打火。不分昼夜连续打了两天一宿,因火势迅猛,用人工方法,根本无法挡住火势。最后采取一里外打防火道的方法,防止火势的蔓延。恰巧老天爷也帮忙,下了两天一夜的大雨,浇灭了明火,参与灭火的人员紧接着认真查一查有没有死灰复燃的地方。7天了,大家都没睡好觉,巡查了一段,突然发现有一名同志不见了,赶快回到原来休息过的地方一看,他倒在草堆睡得正挺香呢。因几天没洗漱加上被雨淋,每个人的脸上都是黑不溜秋的,看不出原来的模样,相互看了都哈哈大笑。

    1980年8月,小儿子6岁半,也入学了。班主任是有经验的女老师,小儿子也特别跟她。我去牡丹江开会回来时,给他买了一顶蓝色的警察帽子,小儿子天天戴着上学。我平时很少给他买衣服,他只记住:“我爸爸穿小了,我哥哥穿;我哥哥穿小了,我穿;我穿小了,…”

9月,我们教育科和师训班全体同志,去珍宝岛游览了一天,算是我在东方红的最后一次活动吧。

这时候,我和老公盼了多年的调令终于来了……。

    9月底,我和老公带着两个孩子,就要离开共同奋战13年的东方红林业局。到火车站时,局党委书记、局长、机关干部以及学校老师、同事和邻居等100多人来送我们。同志们说:“别忘了东方红,欢迎再来。”林业局领导说:“又调走两位好同志。”小儿子的班主任下课急忙跑来,带来装满铅笔的铅笔盒和一袋苞米花。火车就要开了,小儿子说:“老师再见!我明天回来。”

    火车开了。再见吧,难忘的东方红!这一别,一晃已经32年了。    

                                                                    2012年 3月    于延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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